君士坦丁

按：这里是阿甲教会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之四，君士坦丁，米兰赦令与尼西亚会议。讲稿问答由喵淼杪妙整理，经阿甲修订而成。 版权声明：若要引用本文，请用以下格式：袁永甲《君士坦丁，米兰赦令与尼西亚会议》，喵淼杪妙整理 （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3月1日），本网页链接，引用日期。具体引用原则，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君士坦丁与尼西亚会议 袁永甲 讲稿问答整理 尼西亚会议的召开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和阿塔拉修坚持宣告主耶稣基督是上帝 几乎处于同等的地位。如果没有君士坦丁，我们不会见到今天的基督教。欧美的基督教圣统 或者主流就是从君士坦丁这个人物来的。 本期讲座参考材料： 1.Tanner, Norman P. Decrees ofthe Ecumenical Councils.(London : Washington, DC: Sheed &Ward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4-19 「书页左边是希腊文和对应的拉丁文，右边是英文。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位于该书第4-19页。」 2.米兰赦令=优西比乌《教会史》石敏敏中译(北京：三联，2009)，457-460. 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史 一、君士坦丁生平 君士坦丁出生于272年，卒于337年，是古往今来的政治人物第一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像君士坦丁这样的人物公开承认基督教是他的国教，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也许以后也不会发生，但是这件事在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就发生了。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造成整个欧美如今局势的根本原因。可能唯一能跟君士坦丁相媲美的就是俄罗斯民族自上而下地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然后传承了上千年。 1 米尔维安大桥战役 君士坦丁的政治生涯有一件大事，就是3312年的10月28日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他成功地把东罗马帝国的王子打败了，凭一人之力就重新统一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 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在优西比乌的教会史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基本代表了教会史学家、基督徒们对君士坦丁的看法。有一些学者会觉得其中的记载有一点神话了，因为据说在那一场战役之前，君士坦丁大帝突见天空异象，一个十字架在天空中闪闪发光，十字架上刻着拉丁语：In Hoc Signo Vinces.（此标记，汝将获胜），然后他便让全军将士在盾牌上画上十字架，结果果然就得胜了。在优西比乌的描述里面，他基本上就把战争的另外一边描述为敌基督。 2 米兰赦令 有一件事是很显然的，君士坦丁确实是公开承认了自己是基督徒。没过半年——313年1月，他就和东罗马的李锡尼签署了米兰赦令，这道敕令对所有宗教信仰均被给予自由。了米兰赦令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基本上铸就了一种比较积极的、良性的政教关系模式。这道敕令给予了基督教相当大的自由——如果把米兰赦令跟国内的所谓的宗教管理条例做个对比的话，你就能看出他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 3.主持尼西亚会议 325年，君士坦丁主持制定了 Nicene Creed 尼西亚信经，也是今天讲座的主题，详叙见后文。 4 建立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于330年建立了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号称为新罗马。他自己没有直接宣称罗马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但是他的儿子在继承他王位以后基本上就把所有的异教的份数给斩断了，公开地宣称罗马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了、 二、米兰赦令的内容及特点 良性政教关系的范本 我们决定颁布敕令，确保对神 (the Deity) 的尊重与敬畏，也就是说，把自由给予基督徒和其他所有人，让他们可以遵循各自喜欢的崇拜形式。这样一来，所有存在的神圣的天上力量就可能有利于我们，以及所有生活在我们职权之下的人们。——摘自优西比乌《教会史》457-460页 米兰赦令第一部分如上。古代的人对科学不太了解，他们并没有认为一切宗教信仰就是迷信、只有科学才是真正的信仰的这种理念。他们认为有一种灵界的力量来干预人类的事务，有很多的神灵在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的祖辈们其实都有这样一种非常朴素的观念，所以罗马帝国支持诸多的神灵崇拜，只要有利于国家复兴就行。因此，从罗马政治家的视角来看，宗教始终要处在一个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增进人们福祉的一个范畴里面 在唐代的时候，中国的帝王其实和罗马的统治者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宗教视角，就是他们对那些看不见的、神秘的宗教保持一定的尊重和敬畏，让人们自由崇拜。比如，唐太宗发布的关于景教的诏令中，就有“济物利人，宜行天下”的概念。但是在现今的政治局势下，这种概念就淡化几乎没有了。比如说西方的欧美其实支持基督教并不再是出于尊敬神灵，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几百年前就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并不再相信这个宗教能带来福祉，高科技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就是现代政体普遍丧失了对宗教的尊重，以至于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基本就是认为宗教活动都是迷信、应该崇尚科学的概念。 政权允许基督徒自由崇拜 人人均有权遵循或选择基督教的惯例或崇拜形式，这不应加以否定。应让人人都有权将自己的心智献给自认为适合的崇拜形式。这样一来，神就可能会在所有事情中向我们展示他惯常的关心与慷慨..现今每位渴望遵守基督教崇拜形式的人，都应被允许不受任何干扰地这样做…我们已允许这些基督徒自由与无限制 地践行他们自己的崇拜形式。 “自由”“无限制”，赦令中用到的这种词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 你很少看到一个宗教可以自由、无限制地崇拜。在此，简述一下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 中国的政治对宗教的限制似乎自古以来就是非常严苛的，从晋魏南北朝以来，有不少的统治者推崇佛教，因而佛寺大肆发展，农民变成僧人以后会享受到很多福利，所以，就有很多假的僧人宣布出家。政府为了限制佛教的发展就颁布了几个措施，比如说限制建寺庙的数量， 另外一个就是把对老百姓的户口登记制度也移到了佛教的僧侣身上。也就是说，理论上，没有在国家登记注册的僧侣是不合法的，国家可以勒令其还俗。 对佛教是如此，那么理所当然对景教也是这样。基于我有限的了解，这种政策在拜占庭传统、叙利亚传统里是没有的。不可能出现一个很小的乡村里的基督教神父或主教都需要通过国家的注册。这种登记注册制度，说白了就是为了掌控宗教的动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那么对比来看米兰赦令，里面有说成为神父或者主教的人需要向政府报告吗？没有，而是允许基督徒“自由”“无限制地”践行他们自己的崇拜形式。这种观念，对中国人来说真的无比陌生，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无限制地自由践行自己宗教信仰的可能性，这就是东西方政教模式的一种巨大差异。 在这里需强调的一点就是，从4世纪的君士坦丁就开始发布的米兰赦令是具有示范作用的， 为什么有些事情西方的欧美基督徒觉得可以做，但一到了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面就不行了呢？就是历史的原因。...

按：这是阿甲教父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第五课：第二次大公会议之信经与教规。讲稿问答由喵淼杪妙整理，经阿甲修订而成。 若要引用本文，请按以下格式：袁永甲《第二次大公会议之信经与教规》，教会历史第二季希腊传统第五课 （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3月8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正文 第二次大公会议之信经与教规 校勘本以及英文译本： ·Riedinger, R., Straub, Johannes and Catholic Church (1984) Acta conciliorum oecumenicorum : sub auspiciis Academiae Scientiarum Bavaricae. Berolini: Walter de Gruyter. ·Tanner, Norma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London : Washington, DC: Sheed & Ward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先提一下两个校勘本，比较新的校勘本1990年的英文校勘本，另外一个校勘本是在1984年做的德文的或拉丁文的校勘本，我用的是1990年的校勘本，因为我对英文的资料更熟悉一些。 一、方法论 方法论很重要，第一个层面是关于一手材料。无论是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都要特别仔细看他们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的，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写作的观点和立场是什么。我们的授课会专注于一手材料，尤其是教会历史课，对于一手材料是特别看重的，对二手材料相对忽视。因为在梳理一手材料的时候，会梳理这个一手材料的学术史——有哪些学者接触过这一手材料，然后是如何解释的。如果要在一个方面比较资深，就必须把这个一手材料的学术史也梳理一遍。 新晋出版的书有一个优点，通常来说他们会把他的一手材料的学术史在第一章或者第二章的时候给读者做一遍梳理，然后你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他们。 方法论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如果能直接阅读原文，这是最好的，达不到这个要求就退而求其次找一些翻译过来的文献就相对可以。 学习的目的不仅是增长知识，而是能够在新生活当中有所体现和应用实践，这是所有知识的最终目的，这是AI没有办法做到的。 二、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背景 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I）于 379 年登上罗马帝国东部的帝国宝座。他为解决各种形式的阿里乌主义。于381年召集，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大公会议。召集了东方主教（共约 150 名），罗马教皇达马苏斯一世 Damasus I 接受了信条，但没有接受关于君士坦丁堡优先权的教规。因为他觉得这触犯了罗马的地位。罗马确实只在 13 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建立的拉丁帝国君士坦丁堡时期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优先权，仅次于罗马。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那时占据主动地位，优先权对他来说就无所谓了。 为什么要召开会议，因为其实在尼西亚会议之后，也就是在325年之后到381年之间，阿里乌主义并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各种形式的阿里乌主义还是出来了，另外就是没有触及到教会的教规内容。大会始终在试图走一条中庸之道，既不能把这个圣子从上帝的神坛拉下来让他成为一个被造物，也不能说圣子取了肉身但是没有取得灵魂当中理性的部分、理性思考的能力，那圣子就不是完全的人，就不能做拯救的桥梁。 君士坦丁堡第一次会议主要针对的其实还是阿里乌主义。在阿塔纳修之后，解释三位一体信仰内容的重任主要就落到了现在土耳其的亚细亚地区，然后由卡帕多西亚三教父来做一个均衡。卡帕多西亚的地理位置处在亚历山大和安提阿之间， 所以能够做出这种均衡。当然其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主要是巴西尔和这个神学家格里高利。尤其是神学家格里高利，他写的《神学讲演录》是令人震撼的关于神学探讨的讲演录，不仅是神学的辩论文章也是优美的散文，其思想的深邃、文采性，即使经过翻译也能被看到，推荐阅读。尤其是27-31章就是专门驳斥阿里乌主义，为三位一体呼吁的。...

按：孙泽汐博士政教关系系列讲座第二讲：君士坦丁时期讲稿和问答环节（文字版）列于此。本讲稿和问答环节经Theodosy弟兄整理，孙泽汐博士修订而成。Enjoy!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应讲员要求，本讲座无视频内容，但提供录音和讲稿问答 讲稿正文 帝国的基督教 君士坦丁时期的政教关系 讲员：孙泽汐博士修订版 继上次讨论君士坦丁之前的秩序后，我原本计划推进到中世纪前的查理曼时期。但思虑过后，我决定将焦点集中在君士坦丁身上，尤其是他对帝国和基督教带来的新格局。这个新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对此，基督教社区的内部又有何种反应？这些影响和反应是我们今天将要探讨的主题。 在君士坦丁之前，也就是基督教的前三百年，教会对外部社会而言，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半隐形的状态，我们称之为public invisibility。这意味着，除非有人引导你进入教会，否则你可能并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想法。但实际上，罗马与基督教的融合，从一开始就并非既定事实，更不是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早期教会有一些教父曾表述过基督诞生于奥古斯都时期是神的预定，所以基督教与罗马有某种关系。但多数则普遍认为，教会的期望与世俗统治者——那些住在罗马宫殿里的统治者的野心之间，并没有太多具体的联系。 大多数时候，早期教会主要关注的是内部事务，如教会的发展、分裂或异端的出现等。与外界、与公众的交流相对有限，多少带有一些危机应对的意味，比如那些护教士在争辩信仰或面临逼迫时。如图所示，这是现在法国里昂保留下来的罗马时期剧场，许多基督徒就在这样的剧场中被处死。宣教和受逼迫的时候，是教会与外界互动的有限机会。 然而，这种半隐蔽的状态，在四世纪初，大约公元300年开始时，发生了剧变，这个变革的源头就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的归信为基督教带来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基督教的合法化。在他的继任者狄奥多西任期内，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转变。从一个在公众视野中隐秘、时常遭受迫害的宗教，到四世纪成为帝国的国教，帝国基督教从此出现。这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基督教在欧洲和北美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国教待遇。这都反映了君士坦丁在四世纪及其后继者使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深远影响。 此地图显示了公元300年左右，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也就是地中海世界的分布状况。在西部和北部，当时基督教已经在罗马的高卢（现在的法国地区）、日耳曼（现在的德国地区）、西班牙、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埃及扎根。它已经不仅限于城市，如亚历山大，而且已经沿着尼罗河扩展到了许多农村地区。然而，初期教会的重镇依然位于说希腊语的东方，如希腊、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巴勒斯坦和东边的两河流域。所有蓝色区域都是基督教社区影响力较大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公元300年左右，尽管基督教仍然是一个少数派宗教，但它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影响力。在那时，基督徒大概占罗马帝国人口的10%。据记录，当时在北非的一次教会会议上，聚集了超过200位主教。在尼科梅底亚（Nicomedia），一个离拜占庭非常近的城市，公元300年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而从皇宫向外看，就可以直接看到一座教堂。然而，这种发展势头引发了罗马帝国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酷的全国范围内的迫害，这就是在戴克里先皇帝治下的大迫害。这次迫害始于公元303年2月，教堂被大量拆毁，帝国官员要求基督徒，特别是教会领袖，上交圣经，然后集体焚烧。许多教会的领导者——祭司、主教被逮捕和关押。 正如这幅图画所描绘的那样，许多人遭受了严酷的折磨，有些人失去了手脚，有些人失去了眼睛，有些人甚至被烧死。因此，在随后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公会议上，许多主教带着跛脚，或少了一只手臂，或少了一只眼睛参加了会议。然而，由于当时罗马帝国的状况，戴克里先的迫害在北非和小亚细亚地区尤为严酷。在君士坦丁的父亲统治的西方，大规模迫害的情况基本没有出现。虽然有一些教堂被拆毁和圣经被焚烧，但是因此殉道的人却非常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已经与前几个世纪有所不同。 最后一次如此猛烈和残酷的迫害虽然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死亡，但实际上到了公元300年左右，罗马帝国已经很难将基督教从其内部根除。因此，这其实是戴克里先皇帝的一个误判。他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狭隘的异教立场来完全解决基督教这一问题。但是他并不知道，在社会中，基督徒和非信徒的邻里关系，或者是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基督教已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根基。 让我们将视线转向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直接统治的西方，也就是现在的英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等地，当他继承了父亲的统治地位后，就立即结束了这场迫害，无论是出于基督教的好感和同情，还是为了收买人心。他接下来的行动就是集结那些忠于他的士兵，向罗马进军，争夺罗马皇帝的宝座。接下来在罗马城外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有一些争议。君士坦丁在他的梦或异象中收到的一个命令是，从天上有一个声音，让他把看到的这个标志画在他士兵的盾牌上，放在他的军旗上，这样他就可以借此获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呢？这是两个希腊字母，是“耶稣基督”在希腊语中的首字母，代表了耶稣，也是基督教长久以来的一个标志。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一个;X;和一个;P;，这其实也是希腊语中“基督”的前两个字母。因此，君士坦丁和支持他的军队，确实获得了胜利，然后君士坦丁也就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罗马，延续了历代罗马皇帝的传统。 谈到君士坦丁时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是，这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我希望大家能考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皇帝，他既有个人的一面，也有公共的一面。因此，对于君士坦丁来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既然他现在选择了信仰基督教，那么这意味着他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们也看到君士坦丁的两面，一方面，他铸造了纪念他这次胜利的硬币，硬币上印有;得胜的太阳;，;太阳神;的字样，保留了异教的传统观念。但当他进入罗马城时，他并没有像之前的皇帝那样在异教的香坛上献香。对于基督教来说，君士坦丁的皈依为基督教开启了一个公共的层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君士坦丁进入罗马后，他很快批准给基督徒在建造一座教堂。这座教堂的选址很有意思，它并没有选择在罗马的中心地带，可能是君士坦丁不希望一个新的宗教有太大的公众影响力，以至于触怒当时仍信奉异教的元老院。所以他选择了罗马城东南的一个地方，靠近城墙，在一个居民区，还有军营的地方，给基督徒划出了一块土地，并从他的私库中拿出了一些钱来支持建造这座教堂。但同时，这座教堂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地方，而近乎于罗马的公共议事厅（Basilica），是一座非常宏大的建筑，有大理石柱子和非常精美的地面，足够容纳3000人。这座教堂给了基督教一个公众的标志，同时，它也将罗马帝国政治性的建筑赋予了宗教的含义。 这座建筑大概长什么样呢？现在在罗马，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座叫Santa Sabina的教堂，它是现存罗马保存最完整的Basilica风格的早期教堂，没有加入过多的复杂元素。 在教堂内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主体结构，两侧有两排柱子，将中厅与两边的走廊分隔开，上方有一排天窗用于采光。在中厅的顶部，有一个半圆形的后殿，围绕着这个半圆形的后殿是神职人员就坐的地方，而中间的位置，就是主教的座位，主教的座位在进行圣礼的圣坛后方，这个位置被称为Cathedral，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大教堂会用Cathedral作为名字的原因。在罗马公共议事厅中，主教的座位就是罗马的裁判官的座位。从这个建筑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当基督教进入公众视野，它打破了公众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把个人信仰带入公共领域。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君士坦丁。在他皈依基督教后，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在313年发布了米兰赦令。这个赦令是由君士坦丁和另一位皇帝共同签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不仅宣告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还涉及宗教自由的问题。它强调了对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宽容，并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无论你崇拜哪种神，都应该以自由的心去做，任何对于宗教的强制都与虔诚的本质相悖。赦令同时也赋予了基督教会拥有财产的权利，使教会的公众地位得到了法律认可，进一步推动了基督教的公开化。君士坦丁在发布赦令后继续征战，直至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 君士坦丁统一了罗马帝国后，他决定从罗马迁往东方，建立一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市——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可以摆脱罗马千年的异教文化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一个真正配得上罗马帝国的新首都。这个新首都，在西罗马灭亡后，持续承载着罗马帝国的名声，直至1000年后。 君士坦丁的皈依对基督教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前，教会可能在较小、非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方举行活动，但是在君士坦丁皈依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主教不仅作为宗教领袖出现，往往还承担了公共社区的管理和治理职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的建筑和艺术开始兴起。 例如，这是一幅公元六世纪的马赛克地图，出土于叙利亚地区，生动展现了当时人们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认识。通过研读地图上的希腊文标题，我们可以得知，地图中心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该城市在那个时候已被冠以;圣城;的称号。君士坦丁和他的母亲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尤其是在耶路撒冷，主持了大量教堂的建设。因此，一个圣城的概念在公众视野中呈现出来，这也是君士坦丁改革后基督教的新现象之一。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朝圣的兴起。人们可以公开自由地前往那些在圣经历史上发生了重大事件的地方，比如约旦河，那里曾经详细记录下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地点。人们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一些途经的旅店，一些圣徒显过神迹的地方。换句话说，基督教的传统与这些自然景观——河流、树木、死海——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了当时人们世界观的一部分。你对世界的想象将会投射到这幅地图上，这也是君士坦丁为基督教带来的另一个改变。 我们可能曾听过这样的观点：在君士坦丁之前，教会受到逼迫，因此保持了其纯洁性；而在君士坦丁信仰基督教后，教会开始堕落。实际上，真实的情况要更为复杂。在君士坦丁时期，甚至更早，在教会中已经深深扎根了这样一个传统：通过服务穷人和弱势群体来实践敬虔的信仰。教会历史学者彼得·布朗甚至指出，基督教的主教们是“穷人”概念的创造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社会上就没有穷人。而是指基督教首次在其信仰和实践中，赋予了帮助和关爱穷人的道德必要性。因为在基督教之前或之外虽然也存在赠予或福利，但与我们现在的概念大相径庭。在希腊罗马社会中，有钱人确实会捐献财物，但这些捐献通常是为了修建道路、增添城市中心的建筑物或资助新的竞技场。总的来说，他们需要看到实际的物质成果，这样才能在新建的建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以此来扬名。所以，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捐款是为了提升自我形象。这意味着，如果你把钱花在看不见的穷人身上，就是浪费了。 然而，圣经的传统并非如此。例如，路加福音的登山宝训中提到：“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从一开始，包括君士坦丁时期，基督教的目标是赋予这些穷人公正和尊重。如二、三世纪中期的特土良，就提到了教会为那些无法负担费用的人提供免费的葬礼。在三世纪中期，罗马的主教写信记录下了当时教会支持的寡妇和穷人超过了1500人。埃及的教会留下了更详细的记录。他们建立了一整套的执事体系来支持穷人。当时的教会最常见的产业就是烘焙房，用于烤面包。在那个时期，也出现了最早的照顾病患的机构。 所以，基督徒的社会实践，并没有因为君士坦丁的信仰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在君士坦丁之后，有一位罗马皇帝，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被称为;悖道者朱利安;，他是君士坦丁之后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些加利利人（指基督徒），不仅全力支持他们自己的穷人，还支持那些不信基督教的穷人。”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不甘。他认为基督教能够如此发展壮大，是因为基督徒真正实践了他们的爱心，而异教徒的失败正是因为没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后，教会的确面临许多新问题，例如主教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紧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会完全被政治环境所控制。刚才我们谈到的对穷人的照顾、社会援助，以及我们今天无法讨论的隐修制度（其也是对君士坦丁改革的回应），表明教会的反应是多方面的。接下来，我将用两位主教的生平给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分别展示了西方和东方在政教关系中面临的不同困境。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他活跃在四世纪中期至末期。当时西罗马帝国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社会动荡不安。安波罗修的父亲是高卢地区的一位重要帝国官员，他们家有着丰富的人脉。当他的姐姐要加入教会时，教皇亲自赐给她这个身份。安波罗修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能用希腊原文阅读教父的著作，并精通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他一开始并不在教会工作，而是一位律师，希望走上从政的道路。在成为了意大利北部两省的长官后，他治所就设在米兰。然而，当米兰的主教去世，那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想要推选安波罗修作为他们的主教。据说，在主教座堂外，从一个小孩子开始，大家就大声呼喊;选安波罗修当主教;。他自己也描述说，他是从帝国官员的袍子里被拉出来，披上了主教的衣袍。 有趣的是，安波罗修不仅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西罗马的皇帝认为，安波罗修在政治领域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并且他的判断力非常出色。因此，他既得到了民众的赞同，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在安波罗修的时代，也就是四世纪，主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物，同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领袖。在米兰这个城市，很可能仅次于皇帝。 若把安波罗修和100年前的居普里安主教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首先，这两位主教有非常相似的背景，居普里安也在罗马的一个重要城市——迦太基服侍。他也来自中上阶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加入教会之前，也学习法律，在法律和公开演讲上都非常优秀。然而，居普里安所在的基督教群体，规模比较小，联系密切，而且相对封闭。尽管教会外的人可能认识居普里安，但大多数的信件都是在他和教会领袖之间传递。对于居普里安来说，罗马皇帝是在地中海的另一边，而且他最终死于迫害。因此，对于居普里安和他的教会来说，罗马政权并不是一个友好的存在。但是，在100年后的安波罗修的时代，一切都已完全不同。在380年，狄奥多西皇帝发布的敕令进一步确定了教会与国家的联系，使得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在安波罗修的主教任上，政教或者说主教与皇帝之间的冲突有哪些呢？一件发生在塞萨洛尼基的事件成为了这种冲突的体现。一群暴民侮辱并攻击了皇帝驻派在城市中的军事领袖，导致了他的死亡。这使得狄奥多西皇帝勃然大怒，他利用比赛作为一个诱饵，引诱市民们去赛马场。然而，当市民们沉浸在赛马的刺激中时，皇帝却派遣军队入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据说，士兵们像割玉米一样的大屠杀造成了几千人的死亡。 然后，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作为罗马皇帝的狄奥多西，他在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后，是否仍有资格领取圣餐？换言之，如果我们对所有人都持有同样的标准，那么，皇帝在领取圣餐前，必须进行忏悔礼。这并不是安波罗修为了削弱皇帝的政治权力而做的，他只是想维持一个原则：任何犯了罪的人，在进行忏悔之前，都不能领取圣餐。 同时，忏悔礼在当时是一个公众的仪式，并不是我们现在在电影中所看到的，一个人可以私下向神父忏悔。在初期的教会，所有需要忏悔的人都必须在教会中公开忏悔，然后留在教会为忏悔者预留的专区，在完成忏悔之前，是不能领取圣餐的。这显然会对皇帝的公众形象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安波罗修坚持这一原则，而罗马皇帝也不得不遵守。这就表明了一个立场：即便是已经信奉基督教的皇帝也并不在教会之上，而是在教会之内。这就意味着，在属灵层面上，皇帝也要服从主教的属灵权柄。 那么，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如果基督教像希腊罗马神话那样遵循老路，那么基督教可能就会变成帝国行政中的一个部门，失去其独立性。然而，安波罗修却为西方教会划定了边界，明确了属于皇帝的范围和属于教会的范围。这非常重要，因为随着基督教社区逐渐步入公众视野，教会与世界之间的界限可能会逐渐模糊。因此，安波罗修实际上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重新定界工作。 第二个例子来自东方的拜占庭帝国，讲述的是被人们称为金口约翰的故事。金口约翰在四世纪的教会领袖中，以他卓越的讲道技巧而著名。在叙利亚安提阿，约翰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其中包括一位异教老师教授的公众演讲和雄辩术。约翰23岁受洗后，选择隐退至叙利亚深山，过隐修生活。他在严酷的隐修生活中度过数年后返回安提阿，他出色的讲道才华迅速传遍了周围地区，甚至吸引了君士坦丁堡皇室的注意。安提阿的官员们非常害怕，如果约翰去往君士坦丁堡，本地的群众可能会因不满而暴动。所以，他们只好悄悄将约翰带出城，直接将他送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祝圣他为主教。 然而，当一个直言不讳且经历过严苛隐修生活的约翰来到繁华、奢靡的帝国首都时，他怎么会安于现状呢？于是，他开启了一场旋风般的改革。他的目标是唤醒那些陷入堕落和腐败的神职人员，他们破坏了独身的守则，有许多妻妾，居住在豪华的住所，马具和马嚼子都是镀金的。约翰首先将主教宅邸中的贵重物品全部变卖，将所得的钱分给穷人。然而，这种激进的改革挑战了许多权贵，引发了与皇权的冲突。 这里我要向大家分享两个故事。首先，当时有一种传统，视教堂为避难所。如果有人在被追杀时逃进了教堂，他们的追捕者就不能入内来威胁他们的生命。有一次，一些人为了逃避宫廷总管的迫害，逃进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约翰坚决阻止士兵入内追捕这些人。讽刺的是，后来当这位宫廷总管在权力斗争中失势，成为了逃犯时，他也逃进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而约翰坚守原则，庇护了他的对手。 然而，随后的宫廷权力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皇后误以为，因为约翰和宫廷总管之间的矛盾，她可以利用约翰为她服务。所以皇后给了约翰一大笔资金。然而，约翰并未因此而停止对权贵阶级的批评，这引起了皇后的愤怒。当约翰的敌人看到他们有机会利用皇室对主教的不满时，他们提出了约翰的二十九条罪状。尽管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但最终导致了约翰第一次被流放。 约翰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和人气，如果他愿意，他只需要说一句话，民众就会起来保护他。然而，约翰选择了不挑起民变，接受了被流放的命令。第一次流放并没有持续很久。可能因为宫廷担心引发民变，他们很快就召回了约翰。然而，由于约翰直言不讳，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不久后他再次触怒了皇后，导致第二次被流放。约翰也再次以和平的方式接受了这次流放，但这次，皇室决心要彻底除掉这个一直给他们制造麻烦的主教。 尽管约翰作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得到了民众和西方教会包括罗马主教的支持，但依旧无法阻止帝国将他流放到老家附近的一个小镇。帝国的领袖认为这还不够远，于是又将约翰流放到黑海附近的一个地方。他们觉得约翰还死的不够快，于是命令关押约翰的罗马士兵，在严酷的条件下强迫他徒步行走。最终，约翰在途中去世。临死前，他让人们把他抬到路边的一个小教堂里，领了圣餐，作了他一生中最短，但也最有力的一次讲道：;在万事中，荣耀归于上帝。阿门。; 直到约翰去世后的31年，他的名誉才被恢复，遗骸被带回君士坦丁堡。 通过安博罗修和金口约翰的例子，我们可以观察到讲拉丁语的西方教会和讲希腊语的东方教会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挑战。西方教会面临着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情况，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主教和教会需要参与地方治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博罗修在面对强大的狄奥多西皇帝时，仍能坚守他的立场。在西方，教会往往填补了治治理的真空。 然而，东方的情况并非如此。尽管金口约翰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孱弱的皇帝，但这个帝国却能够两次流放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直至他在流放途中去世。东方帝国的强大权势，或者说，帝国对教会权威的挑战，在拜占庭持续了1000年。这大约就是东西方在政教关系上的主要差异。 讲稿完 问答环节 帝国的基督教 —— 君士坦丁时期的政教关系 **Q&A 部分 ** 问：西方的修院制度，它在政教关系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在东方的话，据我有限的了解，我觉得其实对于希腊教会来说，尤其是到后几次的大公会议，像到认信者马克西姆，六、七世纪的时候，其实不断地有修士群体跟皇权形成一种张力，我就渐渐地看到了至少是拜占庭的教会传统，由于这种修院的制度，其实还是有一定独立性的，并且它跟朝圣传统也有联系，因为在四世纪出现的沙漠教父，大家都去朝圣，所以也有深远的联系。但是对西方来说，确实我不是特别了解，西方确实跟你说的一样，也许在行政上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但是它在修院的层面，你觉得它在政教关系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答：总的来说，修院制度和灵修制度，自从差不多三世纪开始兴起，它其实就是对基督教国教化或者建制化的一种回应，如果建制化带来的是信仰的弱化，可能是信仰机构的僵化，那或许对基督或者对基督福音的忠信，就必须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而这个不同的方式就是有意地把自己置于这个社会、这个制度，甚至是建制教会之外的，有意地边缘化的一种举措，作为对基督教建制的一种回应，这个在东西方都有。但像你说的其实在拜占庭东方更加地明显，这个侧面印证了刚才我说的，当帝国权力强盛的时候，它在社会当中就没有给你留下太多的我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在之前是不太存在的，帝国的力量强，在社会当中留给教会的空间就少。那么教会或者想要对信仰忠诚的这一批人，就必须要在建制或者在社会之外开辟更多的空间，在拜占庭这边基本上就是修院了，他们需要在权力的体制之外，构建自己独立的存在。他们可以有独立的地方，大多数可以自给自足，可以有独立的训练，这些其实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基础，就是当一个信仰或者当一个教会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有能力、有意愿站起来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以在东方，主要维护教会独立形象的就是修院。在西方，因为帝国的权力在不是那么强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辐射到社会的诸多层面。换句话说，在西方也有这样的修会，比如说意大利的本尼迪克修会，但是其实一直到中世纪早期，或者说查理曼的这个时期，修会在教会里边所占的地位，或者说至少在表现独立性方面不如东方这么突出。因为它有其他的渠道，比如说早在六世纪左右，当时罗马的主教就已经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的治理的领袖，当时罗马教会在意大利、在西西里，有大片大片的土地，土地的耕种、给雇农的口粮、牲畜的蓄养和拍卖，这些东西全部要由罗马的主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教皇来负责，所以在西方可以说主教充当了更大的角色。而在中世纪早期，修会重新兴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作为改革教会的力量，就是当教会的主教和司祭都已经有堕落的趋势的时候，真正改革的力量是从修会里边来，还有一个就是教育，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它的发源地就是在修会里边，这个是西方修会的两个特点。 问：好像中国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我知道景教当时应该是在会昌年间，公元845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次会昌法难，但是没有发生早期罗马教会的现象。在中国，从你的研究来说，站在一个执政者的角度，是不是在他的脑子里面就没有被安波罗修和金口约翰给刺激过，可以这么说吗？ 答：不管是基督教帝国还是帝国的基督教，跟我们在中国的，或者说是中国的处境，或者是现当代的处境好像都差得很远，好像这就是西方的东西，跟我们现在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共同点。哪怕是在君士坦丁的建制时期，跟我们现在一些中国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共同点。因为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没有一个皇帝，如果他还想做一个称职的，或者说是有野心的皇帝，没有一个皇帝愿意容忍在自己的帝国，在自己的疆土之内，有另外这么一群人，他们说我们所信的上帝至少在某一些领域是要超越你的权柄之上的。没有一个皇帝甘心情愿容忍除他之外另外的一个权力来源，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去看希腊罗马本身的异教的宗教传统，基本上就是皇帝要什么，祭司就要做什么。而当时，罗马帝国的传统就是，皇帝不仅是政治和军事领袖，同时也是宗教领袖，皇帝也是大祭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波罗修非常的重要，就是哪怕是有一个在名义上是基督徒的皇帝，他照样会抓权，而安波罗修做的就是在神学上、在实践上，划出一个边界，哪里是政治权力所及的地方，哪里是教会实践属灵权柄的地方。换句话说，安波罗修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说，如果皇帝是要我自己的财产，要我自己的房屋，我肯定给你，但是当涉及到神的产业，就是教堂的时候，这个立场我不能容让。所以，从安波罗修开始，他其实就为西方教会立下了一个传统，就是什么是政治的，什么是教会的。当然并不是说中世纪的西方就没有这方面的麻烦，有非常多的麻烦，但是至少他在信仰上面立下了这样一个风格，就是上帝的权柄和皇帝的权柄不是一回事。当然也有当时具体政治处境的因素，就是在西方，这个帝国的统治已经不是那么稳固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在神学上、在理性上的分别，我们在现当下的中国这样的处境里边，其实也可以做，至少可以探讨和思考，哪里是政治权力的边界，哪里是教会属灵权力的边界。 **问：**请问怎么看待西方基督教国家这个说法，追溯的话，跟君士坦丁有什么关系吗？ **答：**这个概念，它的源头当然是在君士坦丁，就是从君士坦丁的归信开始，直到后来狄奥多西皇帝把基督教立为国教，这其实是开启了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的这样的传统，所以从源头上来说是这样。之后其实我觉得更加直接相关的是查理曼皇帝，因为不只是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信了基督教，而是基督教全方位地影响一个社会，文化上、社会的框架上、治理的方面、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基督教化，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看作是政治、文化和信仰的高度重合。我们真正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概要从查理曼时期开始。 问：罗马教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影响力的，看教会初期历史，教会的重大会议之类，似乎跟和罗马关系不大 答：这位朋友的印象一点不错，哪怕是头三四百年，如果你去看第一次教会的大公会议，就是尼西亚会议，绝大多数与会的主教都是来自讲希腊话的东方，从希腊，从小亚细亚，从巴勒斯坦，从叙利亚这边过来。所以其实在头三四百年，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是住在地中海的东方，如果我们去粗略地看人数的话，这种人数上的优势恐怕一直要持续到第九、第十世纪左右，换句话说，基督徒人数上的倾斜，其实一直要到伊斯兰统治北非、小亚细亚之后几百年，基督徒的人数才向西欧倾斜，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初期教会的这些神学和公会议里边，西方教会的比重不大，但比重不大并不代表它不重要，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参与。比如说在之后的卡尔西顿会议的时候，当时罗马的主教应该是利奥，他就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参与，而他写的大卷，其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之后神学上的一个正统的立场，所以他们是有影响、有参与的，只不过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中世纪，教皇对罗马教会是一个统治性的影响。从一开始，罗马主教只是一个相对受尊崇的地位，在初期教会里边，类似的这种主教、这种城市有好几个，在西方最主要的是罗马和迦太基，在东方那就更多了，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安提阿，还有之后的君士坦丁堡，所以罗马的主教并不是一枝独秀的存在，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去看罗马的主教在历次的教会的争端，比如说选哪一个日子作为复活节，从最早的这个争端，一直到之后一次又一次的公会议，你会发现每一次罗马主教的立场都成了教会之后决定的正统的立场，然后通过这么一次又一次的积累，其实就积累了相当的权威和权柄。所以，罗马的主教从一开始仅仅是受尊崇，到后来变成了有点像上诉法庭的地位，就是其他重要的教会和主教，如果他们有什么不确定的事情，他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带到罗马主教那儿，去听他的意见，罗马主教是作为一个仲裁者的角色，之后就又发展成了一个教导者的角色。就是从一开始，罗马主教只是简单地受尊敬，后来变成了仲裁者，再之后又变成教导者。到了教导者的这个地步，就是罗马的主教开始认为自己有这个权柄，就是他写的东西，写的信，他所表达的神学，对于其他的教会是有教导性的。等到大格里高利的时候，基本上罗马的主教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权威，开始使用「教皇」这个称谓，其实一开始就是「父亲」的意思。 问：安波罗修对当时皇帝的做法很让人敬畏，他对中世纪教权高于皇权以及教宗制度是否有相关的影响？ 答：当然之后在中世纪，在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冲突当中，就是谁有权设立主教，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先例，肯定会被之后的教宗所提及。其实除了中世纪那几个特例的教宗，就是那几个非常有手腕、有智慧、影响力的教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虽然有自己的立身之处，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还达不到教权凌驾于皇权的这个地步。 问：东方教会比西方教会更显得屈从于政权，听了今天的讲解，看来是因为东边离政权更近，这样理解对吗？ 答：我觉得大体上可以这么理解，离政权更近，或者说政权的力量更加的强大。当你面对一个强大的政权，一个相对统一的帝国，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政权的力量，对于社会的管控和辐射，它的程度会更高。像西方，哪怕有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它更多的是以一种概念的方式存在，西欧在罗马帝国之后，虽然一直想要恢复帝国的荣光，这就是为什么有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概念或者传统，但是从查理曼到希特勒，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意义上把欧洲统一在一个皇权的统治之下。所以可以说，在东方教会，或者说在希腊的东方教会本身的立场，跟皇权就比较接近，当然这里边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良心的事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修院，但是如果你在物理上不得不离这个皇权很近，在这个事情上，你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皇权就是在那。然后在心理上，它可能也会促使当时这些，尤其是坐高位的拜占庭主教想要依附皇权，所以其实有多个层面的影响。 问：为什么西方教会会出现经院神学，而东方没有出现？ 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是很大的问题，西方怎么出现经院神学，我们要专门有一节课来讲。简单来说是从修院开始，比如说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先驱，坎特伯雷的安瑟伦，他就是修院出身，一直到经院神学的高潮托马斯阿奎纳，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巴黎大学了。在东方怎么样，这个就不是我主要研究的范畴了，但是我所知道的，在东方其实也有非常强的神学传承，而且它主要是根植于修院，至于东方为什么没有出现像西方这样的大学，我觉得恐怕要更进一步地了解和研究才能跟大家负责任地来讲一讲。 问：东方不怎么注重理性吗？...

版权声明：若您想转载此文，请按版权申明格式转载；若有杂志想出版此文，请通过电子邮件（areopagusworkshop@gmail.com）联系。 自从笔者信主以来不时听到这样的观点，他们宣称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就彻底堕落了。因此中国教会要回也是回到使徒教父时代，而不是回到君士坦丁之后的时代。 笔者自2015年来美学习以来，先后了解了希腊教会、叙利亚教会（包括景教），也算是阅读了些许的希腊和叙利亚教父文献，教会决议和教规，礼仪文书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君士坦丁之后的文献。越来越觉得以上观点，缺少足够的论据，过于偏激，值得摒弃。因此，本文主旨就是驳斥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 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了，却没有堕落 笔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了，却没有堕落。 在我看来，腐化不等同于堕落。堕落是指教会出现了异端的教导，教会全体公然抛弃了主耶稣基督通过使徒留下的礼仪和教训；腐化是指教会出现了腐败的现象，例如买卖神职，贿赂，犯奸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会世俗化。 因为我们仍承认君士坦丁主持的尼西亚会议，尤其是尼西亚信经。当初的改教先锋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也频繁地引用君士坦丁之后的教父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如果说教会堕落了，那我们应该拒绝，并且大声唾骂君士坦丁之后，到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之间的一切教会文献，将之视为粪土，至少我们可以完全无视之，并且宣称我们要回到使徒教会时代，而不是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然而，这种观点非常不公允，据笔者涉猎的文献来看，教会，甚至是以君士坦丁所代表的皇权都在竭力做一件事：延续使徒所传下的教导和礼仪，并且竭力使之完善。他们并没有唾骂使徒，抛弃使徒的教导和礼仪，而是竭力遵从保守，并完善之。 君士坦丁主持的尼西亚会议及信经 因此，笔者要问：如果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是竭力持守使徒留下的一切，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而不去学习君士坦丁之后的一切教会文献和传统呢？难道我们了解的使徒文献和教训比他们还多，以至于我们敢这样断言说，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因为君士坦丁之后的教父和信徒全体抛弃了使徒的教导？显然，这种观点非常极端，并且毫无根据。 君士坦丁带来的教会腐化 因此，笔者拒绝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但接受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说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了，难道教会没有给出相应的举措来“反腐”吗？当然有的。 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出现了不少腐败的状况，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当然，也回响了着马丁路德对当时罗马帝国腐化的批评），但说它彻底堕落却非常极端，因为教会也相应的采取了不少反腐促使，如修道主义的兴起，礼仪祈祷文本的建议，教规的形成，大公和地方会议的召开等。 313年，君士坦丁与东罗马帝王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赦令不但容许“基督徒自由与无限制地践行他们自己的崇拜形式”1，而且督促政府官员或个人即刻无偿归还基督徒一切教产，不可拖延。2 随后，教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教会收到了来自皇帝，官员和贵族的海量奉献；教会领袖如同当今的马云，高官，受人尊敬；教会神职人员的地位迅速成为帝国内一种可以与政权相当的存在。3 简言之，教会神职就像现今大家考公务员去做官，下海经商赚大钱一样，大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出现角逐主教、买卖神职，神职人员懒惰挥霍，生活腐化等问题。例如，397年，金口约翰当选君士坦丁主教后，就开始了一系列反腐行动。他罢免了六位被发现买卖神职的主教，谴责神职人员懒惰，不坚持晚祷，辞退单身神职人员家中照顾家务的女仆。他检查教会财政，要求立刻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对教会无益的开支，将教会日常开支多余的部分作为基金给医院，并建立更多的医院，派虔诚的神父和医生、厨师以及来自教会的单身义工参与到医院的服侍中。如此，当地的穷苦人和因远途有疾病的旅客能得到照顾。他劝告教会中的寡妇，不要在意服饰的华美，并建议其中一些人再嫁。4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教会（无论是哪个派别的教会）也无法彻底避免腐败的情形。但教会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教会反腐举措，就是另一码事了。以下，我举出君士坦丁之后，面对教会腐败，教会给出了三个反腐举措：修道主义，教规和礼仪的形成。这三类措施并不能完全根除教会的腐败，却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抑制的作用。对于现今中国教会面临的世俗化问题，亦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教会反腐三举措：修道主义，教规和礼仪的形成 修道主义的兴起为教会反腐提供了灵性基础 修道主义兴起于四世纪——尤其是在君士坦丁之后绝非偶然。 教会自诞生就埋下了修道主义的种子：在精神上，是出于主耶稣和使徒保罗的话，在形态上，是教会出现了一批为主守独身的人。主耶稣在谈论休妻的时候，曾说：“还有些独身者（εὐνοῦχοι）5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己成为独身的。谁能接受，就接受吧。（太19：12）”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亦鼓励人为主守独身，并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林前7:7 )” 这话与主耶稣的话如出一撤，就是说，教会一定会出现一批为主守独身的人。 所以，教会有独身的人是教会健康的标志，不可因着儒家无后为大或因新教有反修道传统的倾向就轻视他们，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敬重为主守独身的人，因为他们就是修道主义的前身，具体请看我为修道主义辩护的文章：巴西尔灵修精神之三。 简单来说，修道主义的兴起是教会早期殉道精神与为主守独身传统的结合，亦是抵抗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的一种运动。修士们出来修道，是拒绝将天国与人国，神权与政权混而为一，是对主耶稣的话“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的正确回应。 在君士坦丁之后，我们看到当时大部分主教都是来自修道群体或者是为主守独身的人，例如大圣巴西尔，神学家格列高利，金口约翰等。至于叙利亚传统，那更不用说了，从使徒多马开始，就能见到后来教会的影子，即教会神职人员群体（尤其是主教，神父还可结婚）和平信徒群体基本上是按照修士群体和结婚群体划分的，这当然也基本成了东方教会默认的惯例，即主教只能是为主守独身的人，并且绝大部分来自修院。 教规的形成给教会（尤其是神职人员）提供了反腐机制 在教规方面，首先是大公会议留下的教规，其次是地方会议留下的教规，再次是教父牧养教会时留下的文献。其中以大公会议留下的教规最具权威。 很多人听说过，尼西亚信经和尼西亚会议，却不知道，这个会议针对当时的教会情况留下了20条教规。6此后的大公会议都留下不少处理教会事物的教规。 这些教规一半以上的内容是限制主教职权，提高神职人员选拔要求，防止神职人员腐败的。其他的内容包括教会会议的召开，对异端的处理，处理平信徒重婚，犯罪等事宜，平衡修院与教会的关系等。 对这些教规的内容，中国教会整体而言知之甚少，倘若深入学习研究，必对中国教会的未来大有裨益。 礼仪和祈祷文本的形成为信徒灵性生活提供了指南 礼仪最初是以洗礼和圣餐礼7展开的，并以此为中心延伸至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到一年365天8。礼仪和祈祷文本中圣经的话（尤其是诗篇）以及教义信条占据着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 礼仪中除了教会神职人员用的圣餐礼仪，主要指金口约翰礼仪和大圣巴西尔礼仪，还包括洗礼，神父主教按立礼，傅油礼，教堂早晚祷，圣徒纪念日，为信徒举办丧礼，婚礼，妇女生孩子前后的祝福，孩子出生后的奉献礼，信徒新建或新买房子的祝福礼等，涵盖信徒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9 针对信徒的礼仪文本，也有每日的早晚祷告，餐前祈祷，睡前祈祷等。 总之，自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得以开始整理自使徒时期传下来的礼仪文献，以洗礼和圣餐礼为核心，向外拓展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祈祷文书，建立纪念主耶稣的节日等，为教会信徒灵性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指南。 中国教会应该学习早期的礼仪文献，不可视之为教会腐化后的糟粕，而是要看成是教会反腐的举措之一，对于信徒灵性生活的培养是功不可没的。 以上，笔者反对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并鼓励读者积极研究早期修道、教规和礼仪文献，以期为中国教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458页 ↩︎ 同上，459页。 ↩︎ 同上，435-475. ↩︎ 具体请参见，我在世代发表的文章：流放金口约翰：一位帝国首都主教的遭遇，《世代》第4期，2018年春季号。网址请见：流放金口约翰：一位帝国首都主教的遭遇 ／袁永甲 ↩︎ 希腊词εὐνοῦχοι 直译为阉人，但从上下文看，我觉得中文标准译本和圣经新译本翻译更合适，即译为独身者，或没有结婚的人，因为使徒的话，不如不娶就是这个词的真实意思。这词的希腊文最初是指为了照顾妇女内室，因为将人阉割的人（该希腊词由：ευνη 床 + εχω 有 组成)。 ↩︎ 具体内容，请参见：Tanner, Norma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London : Washington, DC: Sheed & Ward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