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与新教教义有何不同?

按:近来有一些读者问东正教与新教教义之不同,甚至有人在我们的油管平台直接问此问题,现简要回答如下。注:此回答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读者自行参考。 版权申明,若要转载引用此文,请按以下格式:袁永甲《新教与正教教义有何不同》(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4月17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 问:正教与新教教义有何不同? 答: 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到新教与传统教会(即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的教义区别,这里算是一并回答了。 简单来说,新教强调神恩之作用(甚至神恩独作),压制自由意志之能动性;新教主要以内心之认信理解因信称义;新教以唯独圣经摒弃教会不成文的传统;新教以人人皆祭司摈弃教会三阶层的建制:主教、神父/牧师和执事/辅祭,以上种种都与传统教会不同 下面一一解说。 首先,在自由意志与神恩之间,新教强调神恩,压制自由意志之能动性 从很多层面来看,新教是奥古斯丁与佩拉纠论战的一个副产品(当然结合了文艺复兴下,强调理性的特点)。在自由意志与神恩之间,奥古斯丁在论战中逐渐强调后者,而忽略前者,新教继承并强化了这种趋势(尤其是约翰加尔文的作品,除圣经外,其引用最多当然是奥古斯丁)。这种趋势最明显的极端教导就是一救永救论,笔者已写了几篇文章讨论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并且驳斥一救永救说:论自由意志与原罪,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神恩, 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 从使徒教父看一救永救, 这里不再复述。 其次,在对因信称义的解释上,强调内心之认信,压制信之外显——即外在行为 由于,神恩被极端强调,出现了无可抗拒之神恩的教导;自由意志被极端压制,出现了捆绑的自由意志,人是全然败坏的教导。这些教导都不是传统教会所提倡的。在这种趋势下,自由意志之能动性被彻底打压,灵修传统的基础也就丧失了。再加上改教时期,马丁路德公然还俗,导致新教以降,灵修传统极其匮乏,全人更新之灵修,与教会礼仪传统密不可分之灵修,被压缩到一个地步:灵修与读经几乎成了同义词。当然,灵修传统之匮乏,也导致了圣灵论的匮乏,与强调理性的改革宗不同,近来兴起灵恩运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信称义是教理没错,但整体而言,新教强调内心之认信,而非外在行为(参雅各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与传统教会将信理解为信德不同,即信是一种外显给人看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内心认信而已。四世纪的圣艾弗冷,就把信看成是外显给人看的,祈祷看成是心里说给上帝听的。 并且,因信称义是新教理解救恩的基础,对很多新教徒来说,因信称义就等同于救恩,这与传统教会又是一大不同。 传统教会不会把信仅仅理解为内心之认信,恰恰相反,他们更多强调信要有行为出来;传统教会不会把因信称义等同于救恩;传统教会不会把信仰基督当成救恩之完成,而仅仅是开端;传统教会的救恩观是神化——参东方教会的救恩观。按阿塔那修所言,上帝成为人,是为了让人可以成为“神”。 第三,以唯独圣经,摈弃教会很多不成文的传统,包括贬低大公会议之权威,简化礼仪和教规,抛弃教会主教、神父/牧师、执事/辅祭的三个阶层的建制结构,只留下牧师和执事两个阶层 新教对唯独圣经的理解与古代教父们有差异,在改教时期,估计多半跟对抗教会中不成文的传统有关。换句话说,在改教时期,只要教会传统保留,而圣经没有明确记载的都被予以一一摈弃。在这种精神下: 大公会议的决议不再与圣经密不可分,不再是对圣经的正确解释,甚至需要经过圣经的检验。在教会崇拜中,不使用尼西亚信经,而采用使徒信经就是一个例子; 教会传统的礼仪文献,圣人,圣像等不成文的传统被完全摈弃,仅留下洗礼和圣餐礼 教会历史留下来的教规被完全忽视(估计当时要建立教会,这些教规俨然成了枷锁) 修道主义和修道院被完全摈弃。此后,新教兴起的敬虔主义运动,清教徒运动,灵恩派估计与这种缺失有关联。 教父传统和文献(纵观改教史)被选择性吸收。换句话说,教父们的教导估计要经过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思想的检验,免得他们起冲突。 使徒统绪被理解的宣讲圣经之真道,与外在的形式无关; 以人人皆祭司摈弃传统的教会三阶层:主教(可按立神职,举行圣餐礼,洗礼等)、神父(无按立权,可举行圣餐礼,洗礼等礼仪)和辅祭(无按立权,无举行礼仪的权柄),在教会论上与传统教会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种种,当然是传统教会无法认同的。再者,约翰加尔文(估计受文艺复兴影响,对理性推理过于自信)的双重预定论当然被传统教会视为异端教导。 关于近来兴起的灵恩派,站在传统教会的角度,多半与新教没有灵修和礼仪传统有关。因为圣灵之运行,除了让人想起圣经的话外(包括读经),主要见之于教会的灵修和礼仪传统。

April 15, 2024 · ephrem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