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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甲按：论君士坦丁大帝与米兰赦令 米兰赦令对欧美乃至俄罗斯的宗教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里我将提供一些评论或点评，说明米兰赦令如何极大地改变了政教关系。首先，它第一个影响是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你找不到“僧籍”，所谓僧籍就是僧侣的登记制度，类似户口登记。该制度是在隋朝时期出现的，由于僧侣可免税，结果很多百姓滥用，成为和尚。政府为了管理这些随便变成和尚的人，就出了这个制度。这好像只有在中国出现的制度，在别的国家「我所学有限」，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执政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意思是说，只要王的政治势力范围内，他理论上就是“上帝”，他想怎么管就怎么管，包括宗教。而隋唐时期，对宗教的管理越发严格起来，你如果想出家，你自己也不能私自出家。只有经过官方的认可，才能算是真正的和尚。在古代，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公度”和“私度”。其中，“公度”是指国家政府认可的度牒。而“私渡”则是指佛教寺院内部私下给予和尚的身份。这种现象在欧美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呢？至少从印度来看是没有的。不管佛教如何规定，印度政府都不管的。波斯目前根据我的研究也没有这种情况。那么罗马帝国管不管呢？根据米兰赦令，它是不管的，因为是否成为神父，成为修士，那是你的宗教自由，它不管的，因为米兰赦令给了人们宗教自由。所谓自由就是政府不管你。你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想怎么建立自己的教会就怎么建立；你想在哪儿建就去哪儿建。这叫自由的崇拜。而中国政府两千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米兰赦令这种东西，估计将来也不会出现。因此，早在1600多年前，中国人和欧美人对宗教的态度已经截然不同，基督教在米兰赦令的影响下几乎享受着最大的自由度，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则殉道的教会自居。甚至现在的一些政治现象，比如自由言论和宗教崇拜的自由。这些其实都起源于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也终结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帝王崇拜。我们知道，在君士坦丁之前，罗马皇帝被视为神灵。所以，现代社会宗教自由的概念从何而来，我可以肯定的说，来自于君士坦丁发布的米兰敕令。所以这是君士坦丁的第一个巨大贡献， 阿甲按：论正统与政治赞助的微妙关系 所谓正统跟政治赞助是难舍难分的。这一点在历史上毋庸置疑。我们说“正统”，其实多多少少与政治支持有关。历史上形成的自称为正统教会的全部源于罗马帝国。我们称之为天主教，他们自称是正统；我们称东正教，他们也自称是正统。我们说俄罗斯教会是正统的教会。为什么说是正统？因为有政治上的赞助。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你说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这只能由上帝来决定。因此，我们要意识到这点，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罗马帝国之外的教会后来普遍被称为异端。因为它们没有获得政治的支持，或者国家的体量比较小，影响力不够大「比如亚美尼亚教会」。比较有名的例子是东叙利亚教会，它从未公开获得政治的赞助，因此它似乎处于一种被政治边缘化或者遭到迫害的状态。一个教派如果受到政治的支持，人们就可能认为它是正统的。然而，一旦不再得到支持，它就会被视为异端。这对吗？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教会的正统性不是源自于政治的赞助和支持「虽然它的影响力很大」而是源自于使徒统绪和大公信仰。正统性应源自使徒的教导。 阿甲按：尼西亚信经可以辨别真伪 第一次大公会议所制定的贡献是尼西亚信经。所有声称自己为基督教派别的教会都承认这一信经，没有一个教派会不承认它。现在如果你能找到这样一个教派不承认尼西亚信经，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它就是异端。如果你发现某个教会声称圣经中有一段话与尼西亚信经不符，因此你相信这段话，这表明该教会可能存在异端倾向。 阿甲按：什么是传统教会的救恩观？ 圣阿塔纳修同样总结了关于道成肉身全部目的所在。他说，上帝成为人是为了让我们也能成为神。那么你们会问：早期教会的救恩观是什么？我认为阿塔拿修的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早期教会关于救恩的观点。在早期教会中，我们不能说没有因信称义的教导，但在那个时期，这种教导是次要的，或者说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导。教父们的教导不是经常提及，因为因信称义说的怎么信上帝的问题，而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信仰的对象到底是怎样的更为重要。换句话说，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们认为信的是什么远比怎么信才对要重要。阿塔纳修用这句话总结出早期教会的救恩观：上帝成为人是为了让人成为神。我相信所有传统教会救恩观都是这样的，是通用的。或者说我们说的严肃一点，早期教会的救恩观在传统教会是主流的。而宗教改革以后，关于救恩的观点其实发生了变化。我们往往把因信称义与救恩直接等同起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教会与早期教会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或者说是我们与传统教会之间的差异所在。 阿甲按：如何避免洗脑？论多元动态的历史观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当然希望历史是黑白分明的。然而，历史是动态的。或者说，现在的学者们试图告诉你一种主题或主旋律的历史观，让你认同。他们通常用简短的口号或一两句话来概括历史。每一个时代的政治执政者，他们都有所谓的主旋律，都有所谓的政治情怀，理想也好，用来重塑历史、重新解释历史。但历史始终不是静态的，始终不是大统一的。它并非始终围绕某个主旋律展开，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群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中，它的表现形式都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历史。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教会历史上都是如此。每个教派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要求重新审视历史。它试图给你一个主旋律的概念。它试图说服你加入这个团体。这并不是一种学术精神，而是一种话术。既然你们不懂学术，也就没有思考能力。缺乏思考能力。太好了！我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按照我的主旋律来叙事，宣扬就好了。这样民众一洗脑就信了，信了就可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在政治方面，这样的事也太多了。打一场仗，一定要坚持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并指出对方被魔鬼欺骗，务必彻底清除对方。类似的历史事件屡见不鲜，现在依然存在，未来也不会消失。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心不干净。所以任何时代都会出现同样的事情。对于我们学者来说，很简单。多学点历史，掌握一手、二手材料，以免被洗脑。 阿甲按：为什么教会会关注社会慈惠事工？ 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孤寡老人和孤儿。这些人都需要得到关怀。这种传统的观念并非源自欧美国家。现在的政治体制只是继承了早期的一些理念，并非完全创新的产物。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执政者们之所以关心社会中的孤儿和寡妇、弱势群体，并关注社会正义，不是来自于执政者本身，而是来自教会。在社会神学和政治神学方面，首先站出来的是金口约翰和大圣巴西尔。他们是这一领域的先驱，Daniel博士的讲座《巴西尔的福利院》就提到这点。他建立了孤儿院、医院和宾馆，为流浪汉提供住宿，抚养灾难中的孤儿。然后他派遣修士们去做这样的社会福利工作。所以这些都是好的。例如，特蕾莎修女所做的这些事情，常人是无法做到的。如果我们有老婆和孩子，怎么会像特蕾莎修女一样，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照顾当地的孤儿，给他们医疗设备，给他们吃的东西，帮助很多被遗弃的脑瘫患儿和即将去世的人，做临终关怀。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他没有时间去做，也没有钱来做。那么当时谁来做呢？教父们来做。因为教父们是关注社会慈惠事工的，是谴责社会不公的，是能从主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事件的。比如金口约翰经常严厉谴责那个富人奢侈的生活方式，追求名牌和名包，名表、马车，要多奢侈就多奢侈。戴一个耳环，够一个人三年的用度。现在这些现象比比皆是。我们不能消灭贫穷，正如人无法消除自身的贪欲一样，唯一能做的是缓解这种现象。怎么做呢？我想圣巴西尔的福利院和金口约翰的讲道是一个可以好好学习的榜样。 阿甲按：聂斯托留是异端吗？ 关于聂斯托留的观点，一些现代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整个与基里尔的斗争中，或者说在基里尔打击聂斯托留的过程中，聂斯托留是完败的。他基本上没有机会真正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些现代学者认为，聂斯托留并不一定持有这里所描述的观点。我们现代所知的聂斯托留都是在希腊文献中看到的样子，一些现代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聂斯托留认为基督有两个人格。在教会历史上，一个人一旦被定为异端，他的著作肯定是会被销毁，不能流传的。如今希腊文的奥利金著作是极少的，因为在第五次大公会议也被定为异端，故存留下来的反而是拉丁的译本居多。聂斯托留也是如此，其希腊文著作几乎没有存留，只是大公会议时少数的引用。现代著名叙利亚学者Sebastian Brock撰写的一篇文章，指出亚述东方教会跟聂斯托留几乎没有关系，同时指出叙利亚的人格一词更像上帝的属性，而不是希腊文所认为的实体人格。有些学者根据其叙利亚的译本，认为聂斯托留很可能没有第四次大公会议所谴责的观点。 阿甲按：教会第一次大分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教会的分裂始终是个悲剧。教会第一次分裂发生在5世纪，导致了现今东方教会的各种形态「东正教迦克墩派，非迦克墩派和东叙利亚教会」。这种分裂现象跟一位圣人基里尔分不开关系，他的神学思想是正统的，但在实践层面，他的一些做法却间接导致了东方教会四分五裂的局面。自第四次大公会议之后，亚历山大传统在东正教占据主流「尽管在7-8世纪时被认信者马克西姆进一步修正」。维尔主教说这是一个悲剧，我非常认同，教会分裂不是好事，不应该拿来大肆庆祝。现在的一些学者认为，第四次大公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虽然它成功地描述了正统信仰，并试图保持平衡，但对双方都不满意「亚历山大派和安提阿派」，结果是两边都没讨好。我完全认识到第四次大公会议的教导和正统性，但是在实际的结果和操作上，它并没有给教会带来合一。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必须承认。现代人反过头来看的话，如果当时他们能够处理得更温和一些，可能就不会发生。 阿甲按：为何叙利亚教会用基督之母的称呼？ 上帝之母这一称呼在经历了第四次公会议之后，在东正教中普遍接受。但在叙利亚地区，尤其是东叙利亚教会，据我了解，他们仍然使用基督之母的称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信仰上与东正教截然不同，更不意味着就可以谴责咒诅他们是异端，这是两码事。他们使用基督之母的称呼，有自己的理由和传统。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几乎没有参与到第四次大公会议的争论中。首先，叙利亚教会跟聂斯托留完全没什么关系，一些叙利亚主教认为聂斯托留是个希腊主教，并未在叙利亚教会担任过任何神职，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来自于另一个人，者Theodosius（美索不达米亚的Theodosius）。这个学术传统很早就传给了东西教会。但是，聂斯托留却没有对叙利亚教会产生影响。当然，他们同情聂斯托留，认为他是安提阿对基督论传统的殉道者，或者说整个安提阿的神学传统自古至今都对聂斯托留抱有同情态度。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用基督之母就断定，甚至审判他们是异端。我个人不建议这样做，这是不合理，又没有爱心的表现。 阿甲按：为何新教对大公会议比较无感？ 七次大公会议都在拜占庭举行，西方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争论，就像公元400年到公元430年的时候，奥古斯丁和佩拉丘的论战，东方也几乎没有参与。对现今中国教会来说，奥古斯丁和佩拉丘的论战确实对中国教会，包括整个新教传统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中国教会很少提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怎么联合的，一提到三位一体，只说是个奥秘，然后就结束了。 阿甲按：一代一代按手就算使徒统绪？ 到此Daoci 在这个过程中，使徒统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之前提到过，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其实是来自使徒教的学者，比如艾润柳先生。他是一位学者。 这个主教提出了大公信仰。同时，他还提出了使徒传承的概念。因为当时有人用福音书伪造了一些文献，如洛斯蒂主义的文本，导致混淆视听。 那么，他强调了使徒传承。我们要追溯到暗首。你是来自于使徒保罗的暗首，还是来自于使徒彼得的暗首？在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前期的时代，是可以往上追溯的。 那么，他的使徒通函主要是指这一点。你是在暗日时通过这个使徒的传递而得知的。使徒通函也意味着你有义务去教导这个使徒所传授的大公信仰。中共对此评价很高。 我是来 Special 的。 阿甲按：为何西方较少参与到大公会议的争论中？ 稍微点评一下。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是这七字蛋的会议。他们首先要知道，它是以希腊语为主的一种。 教义性的争辩。在语法上，它是确实如此的一种语言。它是一种比较细腻的语言。如果你学过拉丁语，并且又同时学习了希腊语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一点。 希腊语比拉丁语更有层次，更加灵活，或者说它更为灵动。因此，它可以在一些概念上产生更加细微的变化；在语法上也可以更细致地发展。 那么这个还不排除。它这种文风，像希腊人喜欢哲学思辨的风格，其实已经传入到教会里面了。因为它是怎么传入的呢？这比较显然。因为我们知道，希腊有一个哲学的时代。 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个哲学时代之后，现在的希腊。我们一提到希腊，往往就会想到希腊哲学，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没有提及。 不知道是什么。希腊哲学就是。恰恰是在三世纪到六世纪，甚至七八世纪期间，经过了这个洗礼。这个洗礼是在七次大会议中进行的。 因为所有的希腊人都精通希腊哲学。就像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秦汉时期熟读秦汉文献，比如《论语》、《孟子》和《庄子》。 老子也读过。他们正在通过这七次大会议，将希腊哲学中的这些词汇和对人类思想的那种深邃与好奇心给确定下来。因此，他有很多细微的争辩。我们现在。 现代人回过去看看是吧？何必呢？完全听不懂。我们有一次在学校里面讲课的时候，老师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非洲的。” 这是来自非洲的东正教徒。他们看到这个，离夏宪经很近。同意了本质内容后，他们感到困惑：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对。 但是，这正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说，“本质”这个词在圣经中并未出现过。这些来自非洲的正教徒们无法理解这一点。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 有一个希腊的神学校。这就给他们解释一下：其实也就是前面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出自真上帝的真上帝，出自真光的真光。他就是上帝。其实同意的本质意思就是这个。 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也信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一些希腊语的词汇，希腊人这种认真和纠结的态度。 在这七四段会议中，有非常大的体现。由于对这些固定的希腊语词汇的纠结和认真，导致了正统与异端之间的较量。例如，在“和纸句”的翻译中，我们很难说其中没有希腊哲学术语和拉丁术语的区别。 因为在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那个差遣圣灵和与之同工的，是同一个词。但在希腊文里却是两个不一样的词。因此，希腊文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表达。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个辩论，关于这个三位一体的讲座。比如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来谈谈hypastasi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这个概念并不涉及人格化，因为“proportum”这个词在拉丁文中意为面具。所以他们认为不能使用hypastasis这个词来表示位格的概念。现在我们也很难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 直接表达人格。但是，在叙利亚语中，同样的词却有不同的意思。它并不是按照希腊人的理解来使用的。不过，希腊人认为他们自己都说希腊语，主要是用希腊语来表达的。 所以拉丁语的一个好处是它的语法结构非常有规律，非常清晰。因为它是强调法律的民主语言，其法律和管理都非常严格。因此，拉丁语也非常严格，一个词该怎么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使用什么形式、什么风格都是固定的。因此，拉丁人在撰写神学时，并不像希腊人那样自由发挥。我认为，拉丁人的思维方式可能也有所不同。这导致了不同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试经的时候就把拉丁的传统保留下来了。说你是彼得，我要把你这个天国的钥匙放在这个身上。他们大概认为这是一种外在的传承结构。所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讨论，并且非常不准确。我只是分享我个人的经历。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七字大学会议全部在拜占田帝国举行？为什么所有关于三位一体的证明都是由希腊人完成，并以希腊语为主？因为在这次七字大学会议上，希腊哲学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调整和整顿。 从此以后，希腊没有哲学，只有神学。我们称之为拜占庭神学。这些拜占庭神学中，尤其是四世纪的几位神学家，如阿塔拉、阿修和大圣巴歇尔、尼撒格雷高雷。 神学家格雷高雷指出，这些人物奠定了希腊哲学的基础。他们彻底地改造了整个希腊哲学体系。从此以后，希腊的哲学时代宣告结束。而在我们中国，基本上是研究希腊文明中的伦理学时代。 就是这样子。没有。我们研究希腊文明，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停留在哲学时代，没有办法进入神学或教父时代。原因其实也挺简单的。 因为我们知道国内的环境就是这样。不允许你在研究时前进。好，这是简短的评论。对。我本来想讲第三点。为什么正确。 为什么罗马能够始终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也许，我个人猜测，这可能与他们使用拉丁语有关。因为他们用拉丁语表达得更加朴素一些，没有那么细腻的那种区分和变化在里面。他们可能因此而有这样的态度。 这个没有必要这么变。我这么说就行了。其实我们全说。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反而他们用拉丁文写基督教，传下信件的时候，写得更加中和一些。就是这样。 是的，不关键。 阿甲按：为何罗马教皇不是老板？ 对于教皇也一样。他是罗马教会的首席主教，但并非拥有超越所有主教的职权。因为所有的主教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教皇只是在平等中的首位，并非阶层上的首位。这就像将军司令一样。 将军夫人。那么，在光大集团中，一级部门的负责人并非拥有绝对权力。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并且处于首位。就像一家人一样。他有很多孩子。 他只是长子而已，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俗中的这种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这种公司的关系：你是老板、你是经理、你是普通员工，就这种关系。 这个罗马教皇仿佛是整个教会公司的大老板。所有的事情都由他决定，所有的经理也都由他任命，包括CEO和主教。 不任命。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服从这种形式。我认为用家庭和公司的概念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对我来说，这个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 所有的主教都是家里的弟兄姊妹。你只是说罗马的主教是长子而已。我们给你这份关怀。我们关心你，因为你有这样的身份。你是真正的长子。 但是，并不是说我必须做任何事情你就有权利管我。就像父母管教孩子一样，情况并非如此。 阿甲按：Eastern Church和the Church of the East的区别？...

拜占庭的正教关系模式是怎样的？ 因此，在这里，他基本上回应了现代的政教关系架构。我的评论是：他认为对于拜占庭东正教来说，政治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分开或融合的问题，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这是维尔主教对拜占庭时期东正教的看法。具体来说，我们现在知道，以前你们肯定听过，对于新教而言，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是政教分离的原则。现在有一些新教徒。 新教的神学家或学者开始使用“政教分治”的原则，这一原则直接源自加尔文。加尔文在其基督教要义中教导了这一原则。这并不是东正教会所拥有的一个政教关系的传统。相比之下，东正教会的政教关系更多地倾向于拜占庭的传统。 他们没有把教会和政治画得那么开。甚至维尔主教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表明在宗教与世俗、教会与国家的政治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限。 这是东正教政教关系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是一种特点。所谓的政教分治，其实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现代国家政体。在那之前，比如英国，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然后他们的国王都是基督徒。那么其实，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你要说东正教的政教关系，其实更像这样。比如说，在英国民主化之前的一种政教关系的情况，就像这样。 这是几年前去世的女皇伊丽莎白。她是一个基督徒，有时会在圣诞节发表一些声明或公告，表达对上帝的感谢，或者教导人们。 也就是说，其实皇上是一个基督徒。皇上在传播和保护基督教方面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现在的国家并非如此，尤其是现在的美国和欧洲。 我们说，如果要谈政治的话。我有一次在暑假期间，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有一些来自美国南卡的宣教师来皇上教会进行宣教活动。我就询问了有关今年美国大选的情况。 他说你觉得这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然后，这个基督徒说：“我没得选。我们只能选川普。”然后，他说到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民主党是敌基督的。”就是这样直接地说的。 就是这样。在他看来，民主党就是敌基督的。他们就是要破坏美国的基督教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在欧美被称为“左”的派别，基本上致力于铲除这些传统。 在欧洲和美国的基督教传统中，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现象。可能维尔主教在世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地看到。但近几年来，从十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直到近几年才逐渐凸显这种现象。这方面我就少谈一点。 我们继续谈谈下面的话。他说，教会和国家形成一个单一的组织。然而，在这个统一的组织中，存在两个不同的元素：祭司阶层和皇权。也就是说，虽然政治与教会是一个整体，但在这一统一体内。 有两个明显的元素。一个是神职的传递，即我们所说的正传系统或光职系统。另一个是神职系统的运作，在紧密合作中各自有其恰当的领域。 这表明它们是一种合作关系。每一个元素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完成应该做的事情。在这两者之间，有交响乐般的和谐。 但是，这两种元素并没有绝对地控制对方。也就是说，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他们之间有一种和谐一致。这并不是一个压制另一个的表现。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 以下是我的评论。基本上，东正教既拒绝罗马教宗的权力高于帝王的说法，又拒绝了罗马教宗的权力高于帝王的说法。这当然是一种政教分离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拜占庭的政教关系渊源。这一观点在《查士丁尼法典》中得到了阐述。 这个原则在许多拜占庭文献中都有记载。他说，这一原则是通过拜占庭法律确立的，起源于六世纪的查士丁尼皇帝。此后，这一法律一直被拜占庭的法律文献所维护。据帝王约翰·基梅松说，他承认两个权威。 普林斯霍尔德和帝国，世界之主将灵魂的照料托付给第一种权威，将人类身体的控制权交给第二种权威。这两种权威都不应受到攻击，以确保世界能够繁荣昌盛。他说，我承认存在两种权威。 一种是神职的权力，另一种是帝王的职权。那么创造这个世界的造物主呢？把第一个也就是神职的权力用于造人的灵魂；把第二个也就是说控制人们身体的权力用于其他目的。 也就是说，政治权力交给了帝王。那么他说这两种权力不要相互攻击。他简单来说就是说他们两个要合作。这样就会使这个国家兴盛。在这里，这一段我们继续读。 因为我在其中画了。我认为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内容，涉及东正教的正教关系。因此，皇帝的任务是召集大公会议，并执行这些会议制定的教义或教会法规。 但是它超出了君主的力量范围。虽然君主可以指定大公会议的内容，但教导或强制具体教条是什么，或者这些教规应该如何实施，则超出了君主的权力范畴。这就是君主的权力范畴。 这就是帝王的范畴。这关乎真正的信仰，是由主教们在会议中共同探讨决定的。皇帝是正统性的保护者，但不是其阐释者。主教由上帝任命来教导信仰。 也就是说，主教是由上帝所设立的，用于教导信仰。而中王则是保护这一正统信仰及其权威的，并非其传世者。Such was the theory, and in great part, this was also practical. 这是一个理论上比较完善的东正教与政治关系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即政治、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与东正教之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体现在精神和物质层面的相互支持。 他们的关系其实在这简短的一段话里面已经阐释得比较清楚了。但是具体的操作过程确实非常复杂的。 如何处理教会权威与政权之间的张力？ 在这里面后面也说了一段。虽然理想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在教会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干涉教会内部事务的一些情况。他说，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 帝王有时会干涉教会的事务。通过强力手段干涉教会事务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当涉及原则性问题时，教会的权威便会迅速上升，以表达其意志。这一点在后两次大公会议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尤其是在第七次和第六次大纲会议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君王想通过自己的意志来主持一次大纲会议，并将他对教义的常识和看法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在第六次东正教会议中，先出现了一位修士，名叫任性者马克西姆，他反对这一观点。到了第七十七次东正教会议时，另一位修士，即大马士革的约翰也参与了。 来反对这个。那么他们算是教会的一个代表。因此，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待。当然，下面是我的一个评论。在其中可以看到，教会它确实拥有一个平衡的力量。特别是在第六次和第七次大纲会议的时候。 这是通过修道主义传统体现出来的。如果我们说东正教的教会有一个中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坦然地说，这个中心尤其体现在教义的守护和礼仪上。 关于民间传统的传承，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修院中实现的。简单来说，修院就像是教会中的精兵，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你们是出征的士兵。” 不被仕途所束缚。对于早期教会而言，他说不被仕途所束缚，即为主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因此，修道传统始终如此，所以围绕这一修道传统的许多圣人由此产生。 很多主教后来被封圣。他们也是从修士中出来的。这就是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在教会中有两个存体：一个是平静的存体；另一个是教会的精英存体。 我们所说的精兵存体，就体现在教会的修院和神职系统中。在神职系统中， 近代欧美东正教学术发展史 以圣像破坏运动为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象征。 要干涉教会的内部事务。对教育的解释。而教会内部通过修道传统进行了一次中衡和反击。所以说现在的，比如说希腊的东正教，你要说它的中心在哪里。 那么，现在的希腊当然是一个世俗国家。很显然，它的中心是在一个修道传统当中。不过，在最近几十年里，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纪初，直到现在，比如我们学校。 在Holy Cross时期，他们曾试图将学生派往圣山，让他们体验修院生活。 后来发现这样也不行。他们的学术水平确实不怎么样。因为在圣山，确实没有办法给他们很好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在波士顿这样的地方，几所大学都在波士顿。所以慢慢地学校意识到这一点。 后来就开始寻找一些具有学术背景的人出来。比如有些是哈佛的，像我的导师，他就在哈佛任教过。他自己就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博士。 毕业之后，我们现在所在的学校，在修院和学术传统中，试图保留两者。但实际上，从历史证据上看，它们可能受到了西方天主教的影响。 由于西方天主教学术实力很强。尤其是他周边有波士顿学院和波士顿大学，都是天主教会创办的大学。特别是波士顿大学，在学术上没有对话余地。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派人去圣山。 一回来写篇论文。你没有入这个圈子。那个美国研究宗教的人看了你，觉得你不够格。那怎么办？那也没办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这样。 Holy Cross后来慢慢开始重视这些从这个比较有名的大学，如宗教系、神学系毕业的学生。他们进入学校后当然都成了正教徒，很多都是神父。于是开始撰写文章，并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 慢慢地，宗教才开始在美国的学术体系中崭露头角。在这个体系里，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拥有专门的杂志、出版物和发言人。甚至有些宗教学者也会在天主教大学任教。 例如，Alexandra Torrance现在就在圣母大学授课。我翻译过她的一篇文章，她本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正教徒。 她当然转宗过来。像我一样，我的导师最近从我们学校离开，去了休斯顿大学，创办了一个学院，专门教授神学。因此，在学术领域中，宗教逐渐有了发言的余地。 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Tim Swear。在之前，宗教对于英国人来说可能并没有特别有名的学者出现。大部分都是Anigan宗的一些学者进行评价。但Tim Swear算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