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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阿甲专栏,阿甲主要介绍东方教会历史和灵修两块。阿甲往期讲座与随想,请点击pdf往期下载
2024年讲座目录
七月
六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阿甲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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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阿甲随想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四课,前七次大公会议篇。讲稿问答随后整理出来。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四课》,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7月12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整理中,敬请期待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三课,前七次大公会议上。讲稿问答随后整理出来。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三课》,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7月5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整理中,敬请期待
问 基督教传统教派之中有对天使、圣徒的敬礼,这种敬礼与偶像崇拜的界限是什么?网上看到有些人供奉天使、圣徒的画像,然后用来施行天使魔法、圣徒魔法,企图满足种种俗世的愿望 答 这个问题属于圣像,圣人传统。关于圣像的历史、神学和如何敬礼,请看Xenia老师圣像三讲。关于圣像神学,请看马克西姆神父的学术文章。这里不再详述。 敬礼的首要意义在于践行圣徒相通的教导、效法圣人的榜样 神是活人的人,不是死人的神。传达敬礼就如人敬爱自己的亲友,表达圣徒相通之意,乃贯穿生死,是一家人当时常亲爱,无论是在主睡了与否。此外圣人传统也通过圣像,圣徒传记来激发信徒效法之心,传递神学教导。这些都是这个传统最主要的意义,与佛道法器不可同日而语。我在学校曾遇到人说,如果人有眼疾,就应向某圣人代祷,当时觉得是迷信,遂问导师马克西姆神父,他说那位圣人因信仰被挖去双眼,请求他代祷是因其经历了类似的患难。信徒相通之实质可见一般。再者,就算有神迹发生,并非圣像本身有什么“法力”,而是圣灵之大能。上帝愿意借着这些媒介来行奇事,这也是好的。你得问题有典型性,我将撰文发在网站。 ,所谓如云彩般围绕我们,我们效法圣人,因为圣人们效法基督。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二课。讲稿问答随后整理出来。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二课》,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6月21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整理中,敬请期待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一课。讲稿问答随后整理出来。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一课》,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6月21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整理中,敬请期待
1 学问是一种思考的技巧,我们用它来分辨人是否在胡说八道 对人文类的学科而言,由于史料之碎片化和遗留下来之史料的多次编辑流传,学术到底在多大意义上能求真是要打个问号的。由于上面的原因,学者知道的真相更可能是冰山一角,而那冰山下面的永远无从知晓了。也许学术更大的贡献是让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不再人云亦云,且能敏锐分辨哪些人在胡说八道。说得再浅显一点,做学问就是说话做事讲求有理有据,不道听途说,不剽窃他人的观点和话语,据为己有。 2 做学问的基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关于做学问方面的入门老师,是我以前在北京教会的一位长老,他当时也是一位大学教授。我问他什么是做学问,他告诉我两点。 第一,做学问的基点是要有独立的思想,有独立的思想才有可能区分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而不急着站队,然后做成王败寇的斗争」,才有可能去有理有据地分析一个观点的来龙去脉。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一种震撼,因为我之前读书,读一本就信一本之观点,未曾把自己与作者的观点区隔开来,如同洗脑。 第二,做学问的第二个基点是要组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团体。这个团体要有定期的读书「包括一二手文献」与讨论,形成一种学术氛围,出产一些学术期刊或读物,影响同时代的人对某些观点或事物的看法。 正如一个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照样一个学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没有哪个学者是无所不知,也没有哪个学者能精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通晓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细节,那是不可能的;并且,就算读同一本著作,看同一个段落,每个人都会产生不一样的解读,这些解读需要拿出来讨论,甚至争辩,相互砥砺切磋,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更为均衡的解读和看法,也许能最终形成一种学术流派。 3 孩童般的好奇心就是我们的学校 做学问最本真的状态并不是混口饭吃「陈寅恪所谓苟且之道」,也不是名留青史「三不朽之一」,更不是拿来赚钱牟利的工具,它本身是毫无功利性可言的。 做学问的人都是一根筋的傻子,对万事万物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努力探索着人类知识的边界,人类需要这样的人,但并不是必须每个人都要这样,正如身子有肢体,肢体各有各的功用。在牛顿之前,也许有孩子会在学校问,为什么苹果会掉下,老师不会因此教他万有引力。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不是学校教的,单纯是人类好奇心使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上帝对人的怜悯和恩典。学校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人保留这股好奇心,而不是消灭它,让人有独立思考之能,而不是压制它;反之,哪里能激发人的这股好奇心,这股求知欲,这股子独立思想之精神,哪里就是学校。 4 我们学习是为了把房子建在磐石上 做学问自古就跟做人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点在传统社会是毋庸置疑的。所谓求学为做人,求学为己,主耶稣所言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都是这个意思。然而在现代社会却不是这样了,这实在令人惊奇。顶尖学府的学子们比的是脑力和智力,而不是心性与灵性,这改变着实不小。这也许是文艺复兴后,以理性代替上帝,从此人类理性科学之气愈重,驭物之能愈强,而灵性之风愈轻,驭心之能愈弱。弱到什么地步呢?上帝不要了,天使不要了,鬼不要了,对现代人而言,心理学才是“灵修”。 5 祈祷是至高的沉思,而不愿思考是心灵之惰性 心灵至高的操练,或者说唯一的操练(它就是为此而造的)就是向上帝祈祷,在灵修传统,把这种操练称为警醒祈祷,或者心祷,祈祷实在是世界最艰苦的操练,因为要把世界上最灵动的东西—-心驾驭,放在上帝的轭下,使之恢复健康。 为了让心灵能与上帝自由地相交,上帝也赐给人理性思考之能。这种能力虽然不是心灵至高的活动——警醒祈祷,但也是为了让人与上帝,与灵界,与人更充分地相交而有的,所谓心之官则思就在此。理性主要是指语言和推理的能力,这两者正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虽然人人都有这种能力,但有些人思想懒惰,不愿思考,不爱探究一个思想流派之源流脉络,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若人人如此,那就是乌合之众,任人摆布了。 因此,人要善用理性思考之能,不可思想懒惰;要训练自己有分辨人是否在胡说八道的能力「这正是学术之技艺能达到的」。我们光从东方来的事工就是想让人有这种能力。很多人来找我,其实就是想在某些主题上要个答案。但我希望他们能区分这仅仅是我的观点,不一定是他的观点,也不一定是古代文献的观点「我的观点仅仅是对古代文献一种解读,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对古代文献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我甚至希望「他如果不同意的话」他能写一篇文章有理有据,引经据典地驳斥我的观点。这样我们就可彼此切磋,这原是好的,这是人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时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古代有士大夫,他们熟读古代文献,不屈从王权,为自己所信奉的理念而死,这也许就是陈先生所说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吧。 6 只有在主里,才能找到真自由与真独立 然而,这自由,这独立仍是不究竟的。离开真自由之天主,我们谈何自由?若找不到那自有永有之立足点,我们如何独立?并且在人蒙净化以前,我们的理性仍会受到情欲之拖累,甚至进而成为它们的奴仆而不自知,我们在多大意义上才能相信这些学术研究之成果呢?因此,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自由不是没有定向的,我们的独立不是没有根基的,我们通过理性思考之学习,自由地向那自由之源进发;我们通过实践所学的,在与天主的相交中真正找到自己独立的人格。我们与主密契,不是丧失自我,而是找到真我;与主交谈,不是胡言乱语,恰是用了理性之官能。 我们的事工以学术的方式推广正是不愿道听途说,不愿张口说瞎话,也不愿读者人云亦云,而是能理性分辨。以学术的方式获取的知识是相对合理安全的,因为学术就是说话有理有据,就是要探究思想和观点的来龙去脉。如果一种思想和观点,四世纪的教父这么说,8世纪的教父们也这么说,14世纪的圣人也是这么说,现今的圣人也是这么一个看法,那么它就是相对靠谱的说法,以这种方式获取的知识是相对靠谱一些的。 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些知识通过实践应用到自己身上,尤其是操练谦卑和爱,如使徒保罗所言,知识叫人是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8:1)。因为我们只有在谦卑和爱中才能获得真自由。 因此,学术是我们的途径,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 7 我们生活如何,思想就如何;思想如何,交的灵就如何 所谓文以载道,文字所承载是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背后藏着的是灵,因此文字本身也能部分地承载灵性,因为灵性是藏在这字里行间,话语思想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所谓人乃万物之灵,就是说在可见的造物界,人是可以与灵界相交的,因为人有灵,鬼是灵,天使是灵,上帝也是灵。灵是思想观念的根源,没有灵就没有思想观念,因为灵与灵交往的主要方式正是通过思想观念,我们也是通过思想观念来辨别诸灵的。 在灵修传统中,魔鬼撒旦主要是通过在心灵上空仍邪念来试探人的,当这些邪念与人的私欲配合在一起,罪行就出来了。魔鬼能这样做,因为他是灵,能通过思想观念与人交流。照样上帝也以这种方式与人交流,圣经可以说是一部神人交流史。这部交流史并没有终结于新约使徒时期,我们也知道圣灵在教会中,与教会中的肢体交流「我们是在圣灵里祈祷」,因此教会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献也可以说是一部部神人交流史,其中有教会会议决议,教规,史书,教父著作讲章,圣人言行录,仪文与祷文等等。这些文字里面所传达的思想就是教父和圣人们与上帝相交的结果「其中除圣经外,比较重要就是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决议体现了众人的看法,而不是个人的言论」,而这些思想以学术的方式传递下来后,就可以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按:这是阿甲教父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十课:圣安东尼传导读。讲稿问答随后整理出来。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圣安东尼传导读》,教会历史第二季之希腊传统第十课(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6月14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整理中,敬请期待
按:整理了2024年1月至5月的一些随想,没有固定主题,愿您获益。 1 最谦卑的执政者是公开宣告自己是基督徒,因为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就是谦卑的最佳典范。而最骄傲的执政者是搞个人崇拜,因为撒旦就是这么堕落的。 2 挪亚的时代是一个极度世俗化的时代。因为人们都忘记了神,而忘记神的结果就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创 6:5)” 3 所谓灵性从内在来说,可以从一个人忆念神,默想神话语之多寡来衡量,从外在而言,可以从一个人行公义,好怜悯之多少来衡量。 4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里的新事并不是指Ipad, Google, Amazon, Facebook, Tesla…而是指人心并不清静,里面充满了恶念,因此天下没有新事。 5 Ephrem 艾弗冷真是有想象力啊,他竟然把乐园比喻成主的桌子,就像狗吃桌子上掉下的碎渣一样,他也想吃掉在乐园外的果实。也许我这辈子只能像狗一样吃点碎渣,想想那也是极好的。部分译文如下: 第七首,26节 若污秽之人 不能进入那地 那请许我「挨近」围栏 住在它荫庇之处 既然乐园是桌子之象征 请许我吃那掉在外面的果实 6 此时此刻即永恒,活在当下,即在地如天 7 正教发现于静谧之中,圣灵显于安静之心 8 使徒保罗真是默想死亡的人,甚至可以说视死如归,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腓1:21)。我想他是被主的爱充满了,一点都不害怕死亡。我也时常默想死亡,然而却不是因为被基督的爱充满,想念主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而是生活的困苦催逼我默想死亡,我因此得了安慰,看淡眼前的苦难。因为知道这苦难是至暂至轻的,而主为我们所存留的荣耀是永远的。 9 基督徒的孝道观就是培养敬虔的后裔,按主的诫命尊敬父母,行事为人蒙主纪念即可,将来天国一家永团圆。我们应该抛弃子成龙,女成凤,光宗耀祖,无后为大的孝道观。生男娃不是永生,做人上人不是永生,光宗耀祖不是永生,佛道法术不是永生,三不朽不是永生,永生是不是蒙人记念,是蒙上帝记念。如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对主耶稣说的,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何为永生之道,信主耶稣才是永生。 10 白痴如我,真是说到心坎里了。好喜欢这句诗。圣艾弗冷说自己是个白痴,我何尝不是呢?节选如下天堂之歌第7首30节: 主啊,我们是何等可鄙可怜 如果我们的罪向你显明 谁能将之隐藏呢? 我羞愧难当 就是个白痴 11 二十一世纪两大谎言:进化论与某某政治主义(大家都知道的)。只要人心的贪欲与邪念没有根除,人类文明不会进步,政治体制也是治标不治本。 12 金口约翰侍奉圣礼中,一段祷文求圣灵降临,圣化饼和杯。显然,圣餐是圣父,圣子,圣灵共同的工作。诚如玛利亚因圣灵感孕,照样圣餐也有圣灵参与。 13 论神师传统之延伸 严格意义上的神师传统只见于修院之中,而该传统最为纯正的延伸是修士们接受神职,成为神父,主教,最好的范例就是巴西尔,金口约翰等教父们;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朝圣传统,最为典型的就是沙漠教父言行录,该传统可以说长老传统的起源。历史上,长老传统与教会神职礼仪体系发生过冲突,最明显的就是早期异端祈祷派,该派贬低教会礼仪圣化之作用,拒斥结婚的神父,视其主持的礼仪为不洁。这是一极端。总体而言,这两种传统相辅相成,但有主次,就是以神职礼仪为主,长老传统为辅。因此,我劝大家,如果不是决心做修士,大家还是不要急着找神师,去找神父吧。 14 最近删除了手机的微信,脸书,油管等具有很强社交和短视频属性的软件,感觉世界一下清静了。我把微信转到一个备用手机上(无法用手机卡那种),充电1小时,使用30分钟那种。感觉生活有效率了一些。 15 神学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我并不是说,完全不用教,不用想,而是说,我们若不将神的话,神的诫命付诸实践,一切都将沦为空谈。
按:此问答在我们的群里问过不止一次,故笔者在这里做统一回答。 若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问:东正教有中译本圣经吗? 答: 这个问题基本上也是传统教会与新教不同的地方,这里也一并回答了。 简单来说,由于对圣经的理解和应用之不同,再加上东正教在国内才刚开始,因此没有中译本圣经出现。 首先,传统教会的圣经见于礼仪文本,教父灵修著作,大公会议(尤其是信经),圣人传记中,信徒是通过这些文献来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比如说,景教入华时,也没有翻译整本圣经,但圣经的内容大多见于礼仪文本中。 其次,对传统教会来说,圣经不是什么初级读物,更不是人人都可以解经的。传统教会也鼓励人人读圣经,但不是一上来就让他们吃干粮,为了信徒属灵生命成长,他们看教会是一所学校和医院,故将圣经的话渗入教会礼仪文献,教父著作,圣人传记中。传统教会不会把对圣经的解读看为单纯是学术研究「懂原文,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等」,也会将一个人的灵性与他能不解经做一个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点在东方教会灵修传统中尤其明显。笔者就读到过叙利亚教会的修院规条,修士们读经是不允许将自己的理解拿来讨论的,只有修院院长才能解经。尊崇圣经的权威不等于只读圣经。是,人人都需要读圣经,但不等于人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去解经,这是两码事。传统教会将圣经渗入这些“小学”教材(即上面提到的礼仪文本,圣徒传记等),就是为了信徒在读圣经时就按正统信仰来理解圣经。而目前,国内正教礼仪文本都没有统一,何谈圣经中译本呢?因此,对传统教会来说,翻译的正确次序是,先有礼仪文本,圣人传记,教父灵修著作,大公会议文献等资料后,圣经中译本的出现才会水到渠成。 最后,整本圣经的翻译只有在教会进入一个族群,有一定规模后才能发生。目前来说,国内没有这层土壤,所以,与其期待有东正教中译本面试,不如先祈祷东正教在中国教堂林立,神父主教上千甚至上万人,修院数量与佛道堪比时再说吧。
按:此是阿甲教会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第九课:金口约翰生平。讲稿问答正在整理过程中。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按:这是阿甲教父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第八课:尼撒的格列高利论肉体复活,驳斥六道轮回说。讲稿问答随后整理出来。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按:近来有一些读者问东正教与新教教义之不同,甚至有人在我们的油管平台直接问此问题,现简要回答如下。注:此回答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读者自行参考。 版权申明,若要转载引用此文,请按以下格式:袁永甲《新教与正教教义有何不同》(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4月17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 问:正教与新教教义有何不同? 答: 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到新教与传统教会(即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的教义区别,这里算是一并回答了。 简单来说,新教强调神恩之作用(甚至神恩独作),压制自由意志之能动性;新教主要以内心之认信理解因信称义;新教以唯独圣经摒弃教会不成文的传统;新教以人人皆祭司摈弃教会三阶层的建制:主教、神父/牧师和执事/辅祭,以上种种都与传统教会不同 下面一一解说。 首先,在自由意志与神恩之间,新教强调神恩,压制自由意志之能动性 从很多层面来看,新教是奥古斯丁与佩拉纠论战的一个副产品(当然结合了文艺复兴下,强调理性的特点)。在自由意志与神恩之间,奥古斯丁在论战中逐渐强调后者,而忽略前者,新教继承并强化了这种趋势(尤其是约翰加尔文的作品,除圣经外,其引用最多当然是奥古斯丁)。这种趋势最明显的极端教导就是一救永救论,笔者已写了几篇文章讨论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并且驳斥一救永救说:论自由意志与原罪,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神恩, 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 从使徒教父看一救永救, 这里不再复述。 其次,在对因信称义的解释上,强调内心之认信,压制信之外显——即外在行为 由于,神恩被极端强调,出现了无可抗拒之神恩的教导;自由意志被极端压制,出现了捆绑的自由意志,人是全然败坏的教导。这些教导都不是传统教会所提倡的。在这种趋势下,自由意志之能动性被彻底打压,灵修传统的基础也就丧失了。再加上改教时期,马丁路德公然还俗,导致新教以降,灵修传统极其匮乏,全人更新之灵修,与教会礼仪传统密不可分之灵修,被压缩到一个地步:灵修与读经几乎成了同义词。当然,灵修传统之匮乏,也导致了圣灵论的匮乏,与强调理性的改革宗不同,近来兴起灵恩运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信称义是教理没错,但整体而言,新教强调内心之认信,而非外在行为(参雅各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与传统教会将信理解为信德不同,即信是一种外显给人看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内心认信而已。四世纪的圣艾弗冷,就把信看成是外显给人看的,祈祷看成是心里说给上帝听的。 并且,因信称义是新教理解救恩的基础,对很多新教徒来说,因信称义就等同于救恩,这与传统教会又是一大不同。 传统教会不会把信仅仅理解为内心之认信,恰恰相反,他们更多强调信要有行为出来;传统教会不会把因信称义等同于救恩;传统教会不会把信仰基督当成救恩之完成,而仅仅是开端;传统教会的救恩观是神化——参东方教会的救恩观。按阿塔那修所言,上帝成为人,是为了让人可以成为“神”。 第三,以唯独圣经,摈弃教会很多不成文的传统,包括贬低大公会议之权威,简化礼仪和教规,抛弃教会主教、神父/牧师、执事/辅祭的三个阶层的建制结构,只留下牧师和执事两个阶层 新教对唯独圣经的理解与古代教父们有差异,在改教时期,估计多半跟对抗教会中不成文的传统有关。换句话说,在改教时期,只要教会传统保留,而圣经没有明确记载的都被予以一一摈弃。在这种精神下: 大公会议的决议不再与圣经密不可分,不再是对圣经的正确解释,甚至需要经过圣经的检验。在教会崇拜中,不使用尼西亚信经,而采用使徒信经就是一个例子; 教会传统的礼仪文献,圣人,圣像等不成文的传统被完全摈弃,仅留下洗礼和圣餐礼 教会历史留下来的教规被完全忽视(估计当时要建立教会,这些教规俨然成了枷锁) 修道主义和修道院被完全摈弃。此后,新教兴起的敬虔主义运动,清教徒运动,灵恩派估计与这种缺失有关联。 教父传统和文献(纵观改教史)被选择性吸收。换句话说,教父们的教导估计要经过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思想的检验,免得他们起冲突。 使徒统绪被理解的宣讲圣经之真道,与外在的形式无关; 以人人皆祭司摈弃传统的教会三阶层:主教(可按立神职,举行圣餐礼,洗礼等)、神父(无按立权,可举行圣餐礼,洗礼等礼仪)和辅祭(无按立权,无举行礼仪的权柄),在教会论上与传统教会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种种,当然是传统教会无法认同的。再者,约翰加尔文(估计受文艺复兴影响,对理性推理过于自信)的双重预定论当然被传统教会视为异端教导。 关于近来兴起的灵恩派,站在传统教会的角度,多半与新教没有灵修和礼仪传统有关。因为圣灵之运行,除了让人想起圣经的话外(包括读经),主要见之于教会的灵修和礼仪传统。
按:这是阿甲教父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第六课:大圣巴西尔——《创世六日》《论圣灵》导读。讲稿问答由祝心斋整理,经阿甲修订而成。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以下格式:**袁永甲《大圣巴西尔<创世六日><论圣灵>导读》,教会历史第二季希腊传统第6课,祝心斋整理, (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03月29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正文 大圣巴西尔 《论创世六日》《论圣灵》正文 一、方法论 在正式讲课之前,我先讲一讲方法论,把学术是怎么样的讲清楚。我在读博士之前,没有怎么思考过方法论的问题,但是读博以后,发现这个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 这幅图片是我在做博士项目的时候遇到的。大家仔细看,会发现里面有一些僧侣的名字。在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拉,有一个墓葬群,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要搞大建设,就在里面挖了一些墓葬出来。这些墓葬有一个特点,就是安葬的时候下葬的人会用一些没有用的纸来包裹住死者的尸体。这些纸后来被人们发现和翻译出来,整理成了文书。虽然这些文书都是残片,但这些残片的内容很丰富,我的博士论文有一部分就涉及到这些残片内容。 大家看这个残片,会发现里面写着「僧顺」、「德颖」等名字。这些残片现在主要由北大荣新江老师的团队在作整理,他们团队将这一批残片整理成了这样,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上面是图、下面是释读的一个版本。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会把这些名字打到我的论文里面去。在这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触就是:历史留下的是残片,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而做考古、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其实就像是做一个侦探。像我做人文学科的研究,就没有办法穿越到过去去问那个僧人,你到底是佛教徒还是景教徒?他留给你的就是一个名字,也许这个名字在历史中出现一次,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图片里的这个残片是高昌时期的,高昌时期大概为公元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这段时间,高昌经历了好几代人,而这个僧侣就留下这么一个名字,学者们唯一能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我想说的是,所谓学者做学术研究的人,虽然能讲一些东西,但是他拿出来的一手材料极其有限,所以他试图要讲的这个历史内容也就极其有限。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不多。在考古领域,我们发掘出了很多墓葬、古城,但是很多商代遗迹中就没有发掘出文字。有发掘出文字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文字会记录一些事情,学者就可以据此推测那个地区的人以前做了什么。如果没有文字,那学者就很难推测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相信学者们的推测,因为他的一手材料是一个碎片化的东西。 如果你较真,就会发现学者们的很多推测并不一定有理有据。学者们的推测暂且不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不了解这些一手材料,不知道如何去处理,那他们的推测是不是更不靠谱呢?其实也不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比如我研究的这个残片,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毫不怀疑的认为这些名字的僧人就是佛教徒,但事实上这些残片上的僧人名字就只出现了一次,是没有上下文的。你不能从残片的上下文推论出任何东西来。有一些名字它就在那里,比如一个寺院的名字,它就立在那里;一个僧侣的名字,他就立在那里。没有上下文。你没有办法判断它是佛教的,还是景教的,还是拜火教的。那怎么办?你不能坚定的认为他一定是佛教徒吧?现在我不太满意的一点,就是大家觉得在唐朝的高昌地区,在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进入高昌的时候,见到一个僧人就很自然地认为,如果他不是景教徒,那一定是佛教徒。这个逻辑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证明是景教徒,也不能证明是佛教徒,那我可以存而不论。为什么?因为历史留给你的就是碎片,你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可以不说,可以对历史的原始材料保持诚实。我们现在的很多推论,都是根据这些残片断章推论出来的。 在当时宗教类的文书比较流行,比如像敦煌和吐鲁番就出了很多佛经。景教大部分出的是一些礼仪和灵修的文献,这些文献很普遍,因为关乎永生。古人一点也不笨,他们知道自己生命有限,所以一些关乎永生的资料,无论是佛教也好景教也好,这些经典著作就存留了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大圣巴西尔的著作就属于这个类别——宗教类的著作。 历史上,宗教类的著作其实很多,其次,就是在政府赞助和支持下的一些著作,比如官方的文书、官修的史书等。我们现在在国内看到的历史大部分是经过了宋、元、明三代人所加工过的历史,这种历史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历史中被彻底的遗忘?多到不可胜数。《传道书》中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1:2)。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传道书1:11)。我们过去了一代人,马上就会忘记前一代人。我们经历过很多政治事件,但是历史没有记载下来,我们马上就忘了。比如说我有一次在YouTube上发布了2022年4月份的上海之声,下面就有一个人留言,说才过了一年,但是大家已经把这事给忘了。 二、巴西尔研究之手稿篇 介绍手稿传统: Fedwick, Paul Jonathan. Bibliotheca Basiliana Universalis : a Study of the Manuscript Tradition of the Works of Basil of Caesarea. 5 Vols. Turnhout: Brepols, 1993. 我们既然谈到了历史碎片化的天然趋势——历史总是留给我们碎片,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谈一谈,这些碎片是什么? 巴西尔生活在主后四世纪,是非常有名的圣人,所以他留下的不是碎片——他太有名了。历史上出现一个巴西尔这样的人物非常不容易,一个时代可能出现一两个就足够了。几乎他所有的著作都不断的有人在传抄,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有一些异端,如阿里乌,他们的著作就不会被传下来,因为政府不支持出版,那就会绝版,绝版书不再版那过几年人们就忘了。而巴西尔无论是在教义上,还是在灵修、礼仪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让教会历史上后来的教父们、主教们、抄写员们都无法遗忘,并且他一直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公开支持。他是一个圣人,所以他的著作才被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所以他才有非常多的手稿留存。这些手稿跟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些残片是不一样的,上面的是历史上偶然留下来的,就是一个残片,可能就这一份。但巴西尔不是,他有非常多的版本在各个地区普遍的流行,比如在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就存留了他的讲道集和长会规;在阿索斯圣山,又存留了一份他的长会规抄本。所以他有很多抄本。对于学者来说,他就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我怎么处理这些不同的抄本?于是就出现了校勘本。 三、巴西尔研究原文以及现有校勘本 校勘本这一概念最初不是用来编辑教父著作的。它最初由自由派神学发展起来,自由派神学家把所有的新约圣经版本,比如亚历山大、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这三个地区信徒用的版本,以及一些古代沙漠地区所找到的圣经残片拿出来做对比,做出了一个校勘本,这样在一个本子上你可以看到所有版本的异同。做教父学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处理这些不同的版本。目前大部分的版本都存留在修道院或者博物馆里。有一些比较大的教会会有自己的私人图书馆,他们可能也存留了一些手稿,只是这些手稿可能就比较新了。在古代,存留最多的就是修道院。 非校勘本:PG 29-32 (PG = patrologia graeca, 下载见: https://patristica.net/graeca/ 校勘本:《驳欧诺米》希腊校勘本以及法文译本,见: B. Sesboüé, with G.-M. Durand and L. Doutreleau, Basile de Césarée: Contre Eunome suive de Eunome Apologie, SC 299, 305 (Paris: Cerf, 1982,1983)....
按:这是阿甲教父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第七课:神学家格列高利——神学讲演录导读。讲稿问答随后整理出来。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按:这里是阿甲教会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之四,君士坦丁,米兰赦令与尼西亚会议。讲稿问答由喵淼杪妙整理,经阿甲修订而成。 版权声明:若要引用本文,请用以下格式:袁永甲《君士坦丁,米兰赦令与尼西亚会议》,喵淼杪妙整理 (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3月1日),本网页链接,引用日期。具体引用原则,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君士坦丁与尼西亚会议 袁永甲 讲稿问答整理 尼西亚会议的召开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和阿塔拉修坚持宣告主耶稣基督是上帝 几乎处于同等的地位。如果没有君士坦丁,我们不会见到今天的基督教。欧美的基督教圣统 或者主流就是从君士坦丁这个人物来的。 本期讲座参考材料: 1.Tanner, Norman P. Decrees ofthe Ecumenical Councils.(London : Washington, DC: Sheed &Ward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4-19 「书页左边是希腊文和对应的拉丁文,右边是英文。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位于该书第4-19页。」 2.米兰赦令=优西比乌《教会史》石敏敏中译(北京:三联,2009),457-460. 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史 一、君士坦丁生平 君士坦丁出生于272年,卒于337年,是古往今来的政治人物第一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像君士坦丁这样的人物公开承认基督教是他的国教,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也许以后也不会发生,但是这件事在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就发生了。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造成整个欧美如今局势的根本原因。可能唯一能跟君士坦丁相媲美的就是俄罗斯民族自上而下地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然后传承了上千年。 1 米尔维安大桥战役 君士坦丁的政治生涯有一件大事,就是3312年的10月28日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他成功地把东罗马帝国的王子打败了,凭一人之力就重新统一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 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在优西比乌的教会史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基本代表了教会史学家、基督徒们对君士坦丁的看法。有一些学者会觉得其中的记载有一点神话了,因为据说在那一场战役之前,君士坦丁大帝突见天空异象,一个十字架在天空中闪闪发光,十字架上刻着拉丁语:In Hoc Signo Vinces.(此标记,汝将获胜),然后他便让全军将士在盾牌上画上十字架,结果果然就得胜了。在优西比乌的描述里面,他基本上就把战争的另外一边描述为敌基督。 2 米兰赦令 有一件事是很显然的,君士坦丁确实是公开承认了自己是基督徒。没过半年——313年1月,他就和东罗马的李锡尼签署了米兰赦令,这道敕令对所有宗教信仰均被给予自由。了米兰赦令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基本上铸就了一种比较积极的、良性的政教关系模式。这道敕令给予了基督教相当大的自由——如果把米兰赦令跟国内的所谓的宗教管理条例做个对比的话,你就能看出他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 3.主持尼西亚会议 325年,君士坦丁主持制定了 Nicene Creed 尼西亚信经,也是今天讲座的主题,详叙见后文。 4 建立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于330年建立了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号称为新罗马。他自己没有直接宣称罗马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但是他的儿子在继承他王位以后基本上就把所有的异教的份数给斩断了,公开地宣称罗马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了、 二、米兰赦令的内容及特点 良性政教关系的范本 我们决定颁布敕令,确保对神 (the Deity) 的尊重与敬畏,也就是说,把自由给予基督徒和其他所有人,让他们可以遵循各自喜欢的崇拜形式。这样一来,所有存在的神圣的天上力量就可能有利于我们,以及所有生活在我们职权之下的人们。——摘自优西比乌《教会史》457-460页 米兰赦令第一部分如上。古代的人对科学不太了解,他们并没有认为一切宗教信仰就是迷信、只有科学才是真正的信仰的这种理念。他们认为有一种灵界的力量来干预人类的事务,有很多的神灵在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的祖辈们其实都有这样一种非常朴素的观念,所以罗马帝国支持诸多的神灵崇拜,只要有利于国家复兴就行。因此,从罗马政治家的视角来看,宗教始终要处在一个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增进人们福祉的一个范畴里面 在唐代的时候,中国的帝王其实和罗马的统治者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宗教视角,就是他们对那些看不见的、神秘的宗教保持一定的尊重和敬畏,让人们自由崇拜。比如,唐太宗发布的关于景教的诏令中,就有“济物利人,宜行天下”的概念。但是在现今的政治局势下,这种概念就淡化几乎没有了。比如说西方的欧美其实支持基督教并不再是出于尊敬神灵,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几百年前就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并不再相信这个宗教能带来福祉,高科技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就是现代政体普遍丧失了对宗教的尊重,以至于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基本就是认为宗教活动都是迷信、应该崇尚科学的概念。 政权允许基督徒自由崇拜 人人均有权遵循或选择基督教的惯例或崇拜形式,这不应加以否定。应让人人都有权将自己的心智献给自认为适合的崇拜形式。这样一来,神就可能会在所有事情中向我们展示他惯常的关心与慷慨..现今每位渴望遵守基督教崇拜形式的人,都应被允许不受任何干扰地这样做…我们已允许这些基督徒自由与无限制 地践行他们自己的崇拜形式。 “自由”“无限制”,赦令中用到的这种词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 你很少看到一个宗教可以自由、无限制地崇拜。在此,简述一下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 中国的政治对宗教的限制似乎自古以来就是非常严苛的,从晋魏南北朝以来,有不少的统治者推崇佛教,因而佛寺大肆发展,农民变成僧人以后会享受到很多福利,所以,就有很多假的僧人宣布出家。政府为了限制佛教的发展就颁布了几个措施,比如说限制建寺庙的数量, 另外一个就是把对老百姓的户口登记制度也移到了佛教的僧侣身上。也就是说,理论上,没有在国家登记注册的僧侣是不合法的,国家可以勒令其还俗。 对佛教是如此,那么理所当然对景教也是这样。基于我有限的了解,这种政策在拜占庭传统、叙利亚传统里是没有的。不可能出现一个很小的乡村里的基督教神父或主教都需要通过国家的注册。这种登记注册制度,说白了就是为了掌控宗教的动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那么对比来看米兰赦令,里面有说成为神父或者主教的人需要向政府报告吗?没有,而是允许基督徒“自由”“无限制地”践行他们自己的崇拜形式。这种观念,对中国人来说真的无比陌生,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无限制地自由践行自己宗教信仰的可能性,这就是东西方政教模式的一种巨大差异。 在这里需强调的一点就是,从4世纪的君士坦丁就开始发布的米兰赦令是具有示范作用的, 为什么有些事情西方的欧美基督徒觉得可以做,但一到了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面就不行了呢?就是历史的原因。...
按:这是阿甲教父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第五课:第二次大公会议之信经与教规。讲稿问答由喵淼杪妙整理,经阿甲修订而成。 若要引用本文,请按以下格式:袁永甲《第二次大公会议之信经与教规》,教会历史第二季希腊传统第五课 (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3月8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正文 第二次大公会议之信经与教规 校勘本以及英文译本: ·Riedinger, R., Straub, Johannes and Catholic Church (1984) Acta conciliorum oecumenicorum : sub auspiciis Academiae Scientiarum Bavaricae. Berolini: Walter de Gruyter. ·Tanner, Norma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London : Washington, DC: Sheed & Ward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先提一下两个校勘本,比较新的校勘本1990年的英文校勘本,另外一个校勘本是在1984年做的德文的或拉丁文的校勘本,我用的是1990年的校勘本,因为我对英文的资料更熟悉一些。 一、方法论 方法论很重要,第一个层面是关于一手材料。无论是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都要特别仔细看他们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的,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写作的观点和立场是什么。我们的授课会专注于一手材料,尤其是教会历史课,对于一手材料是特别看重的,对二手材料相对忽视。因为在梳理一手材料的时候,会梳理这个一手材料的学术史——有哪些学者接触过这一手材料,然后是如何解释的。如果要在一个方面比较资深,就必须把这个一手材料的学术史也梳理一遍。 新晋出版的书有一个优点,通常来说他们会把他的一手材料的学术史在第一章或者第二章的时候给读者做一遍梳理,然后你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他们。 方法论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如果能直接阅读原文,这是最好的,达不到这个要求就退而求其次找一些翻译过来的文献就相对可以。 学习的目的不仅是增长知识,而是能够在新生活当中有所体现和应用实践,这是所有知识的最终目的,这是AI没有办法做到的。 二、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背景 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I)于 379 年登上罗马帝国东部的帝国宝座。他为解决各种形式的阿里乌主义。于381年召集,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大公会议。召集了东方主教(共约 150 名),罗马教皇达马苏斯一世 Damasus I 接受了信条,但没有接受关于君士坦丁堡优先权的教规。因为他觉得这触犯了罗马的地位。罗马确实只在 13 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建立的拉丁帝国君士坦丁堡时期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优先权,仅次于罗马。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那时占据主动地位,优先权对他来说就无所谓了。 为什么要召开会议,因为其实在尼西亚会议之后,也就是在325年之后到381年之间,阿里乌主义并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各种形式的阿里乌主义还是出来了,另外就是没有触及到教会的教规内容。大会始终在试图走一条中庸之道,既不能把这个圣子从上帝的神坛拉下来让他成为一个被造物,也不能说圣子取了肉身但是没有取得灵魂当中理性的部分、理性思考的能力,那圣子就不是完全的人,就不能做拯救的桥梁。 君士坦丁堡第一次会议主要针对的其实还是阿里乌主义。在阿塔纳修之后,解释三位一体信仰内容的重任主要就落到了现在土耳其的亚细亚地区,然后由卡帕多西亚三教父来做一个均衡。卡帕多西亚的地理位置处在亚历山大和安提阿之间, 所以能够做出这种均衡。当然其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主要是巴西尔和这个神学家格里高利。尤其是神学家格里高利,他写的《神学讲演录》是令人震撼的关于神学探讨的讲演录,不仅是神学的辩论文章也是优美的散文,其思想的深邃、文采性,即使经过翻译也能被看到,推荐阅读。尤其是27-31章就是专门驳斥阿里乌主义,为三位一体呼吁的。...
按:本讲座圣经正典的形成过程(教父角度),指明圣经正典是在教会对抗异端的结果之一。讲稿问答由喵淼杪妙整理,经阿甲修订而成。Enjoy! 若要引用本文,请按以下格式:袁永甲《圣经正典的形成》,教会历史第二季希腊传统第三课 (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2月2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正文 圣经正典的形成 一、方法论和视角 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很重要,目前有两个层面。其中之一,叫做科学的方法论。 所谓科学的方法论,最初是适用于这个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像物理、化学、数学这类科目,都有自己的一套非常科学的方法。在二十世纪——具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理科(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开始对文科产生影响。大家已经开始抛弃传统的、文科的研究方法论。 传统的文科方法是什么呢?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所谓的"求学为做人"。对于西方人来说,就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西方的大学最初都是由教会建立的,但现在的大学已经彻底世俗化了。正因如此,他们的方法论错了。现代,他们采用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最初攻击的是《圣经》的文本,这种方法叫做"历史批判"。 他们最初创造的一个《圣经》版本,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校勘本。对于后来的一些教父著作,他们也有校勘本。并不是说制作《圣经》的校勘本是一种错误,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他们在制作这个校勘本的过程中,试图告诉你:《圣经》其实不是上帝的话语,《圣经》受到了以色列人周边的宗教、民族文化的影响。总的来说,与历史批判方法对应的神学流派,我们把它叫做"自由派"。目前,自由派神学占据绝对主流的地位。 本节课所讲《圣经》正典的形成过程,当然不是从历史批判的视角去谈。《圣经》的文本形成的过程,不是这节课的内容,《圣经》的正典(canon)被确立的这个过程,才是这节课的重点。比起历史批判的视角,更多的是从教父学的角度来讲解。从各种意义上说,研究《圣经》都是教会的内部事务。如果你仔细观察了这些用历史批判方法研究《圣经》的人,就会发现他们背后有一股势力在赞助、扶持他们。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理直气壮,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种现象,是需要大家留意的。 二、关于《圣经》正典的历史背景 《圣经》的正典其实在公元2至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从耶稣门徒的下一代弟子起,《圣经》就被陆陆续续写出来,与此同时,《圣经》在教会里面流行开来之后,有很多异端教派也开始采用这些福音书,但他们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被加入异端的理解之后的书卷,也在教会里面流传,就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伪经"的概念。 当时比较流行的几个异端之一就是"诺斯替主义"。 准确地说,“诺斯替主义"不是当时的一个异端,当时也没有这个称谓,这个名称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提出的概念。“诺斯替主义"的大概意思是"灵肉二元性"的概念,并且注重灵性、贬低肉体,这是"诺斯替主义"的特点之一。 在埃及沙漠出土的诺斯替文献,主要是用科普特文写成。为何如此?是因为希腊文的《圣经》经历了一个筛选正典的过程,所以那些有诺斯替主义色彩的用希腊文写的福音书版本没有被保存下来,而是保留在科普特文献里面。 当时埃及的那片沙漠,并不只有基督教的沙漠修士存在,还有犹太教艾塞尼派的修士、摩尼教的修士等,这些分属不同宗教的修士们可能在沙漠中的不同地方修道。所以,我们可以说:埃及沙漠是一个修道重镇。 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些有"诺斯替主义"色彩的福音书有[《腓立比福音》]{.mark}《多马福音》等,都是属于"诺斯替主义"的文献。这些伪福音书中约80%的内容与正统福音书的记录、教导相同,但有约20%的内容插入了一些他们自己的理解。 此外,在二至三世纪就形成的"马西安主义"也是非常早期的基督教异端教派。 简单地说。基督教正典产生的过程,就是与异端对抗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这些异端人士首先提出了”《圣经》正典"的概念。 比如马西安主义者们就拒绝《旧约》,他们说整本《旧约》都是邪恶的,《旧约》的上帝是一位邪恶的、只知道杀戮的神灵,而《新约》的上帝才是更高级的、充满爱心的。这种观点,当然是受到了诺斯替主义的影响。马西安教派只承认《路加福音》和保罗书信是正典。然而,正是这个"马西安主义"异端提出了”《圣经》正典"的概念。 另外一个对《圣经》提出挑战的异端,就是所谓的孟他努派(Montanist),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方言。他们自称可以被圣灵感动、通过圣灵说话,拥有两位女先知同工,还强调苦修。另外,他们引发了一个对《圣经》权威的挑战:只要一个人能受圣灵感动,那么受圣灵感动所说出的话语就可以取代《圣经》经文的作用。同时,这也对《圣经》文本构成了一个挑战——具体地说,只要教会里面出现一批所谓的"灵知分子"或"特别属灵的人",那么他们所说的话就可以取代使徒留下的书信。 “诺斯替主义"的问题,主要在于夹带私货。他们把使徒的教导和他们自己的教导融合在一起,用这种方法写成《多马福音》《多马行传》《彼得行传》等伪经,起到了混淆视听的影响。 还有"马西安主义”,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对"《圣经》正典"的理解,同时也提出了对《圣经》正典的挑战。在孟他努派看来,即使没有《圣经》、使徒著作,教会也可以独自存在。 从教会正统信仰的角度来说,这些异端的教导当然是被批驳了。 在东正教的传统之中,东正教的"正"(orthodox),与君士坦丁确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这个"正"本身就带有一种政治正确的意义。因为教会得到了官方的赞助和肯定,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国教。 君士坦丁在公元313年发布了《米兰敕令》,又在325年举办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还在330年把首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大帝所做的这三件大事,都是非常好的、极其伟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君士坦丁开启的这种政教关系,被后世的东正教会视作理想模式。之所以提及这段历史,是想告诉大家:当时的教会在与异端的对话过程中,恰好赶上了这个被政权赞助的时代。在政权的庇护下,《圣经》正典的形成、大公会议的举办,公会决议的贯彻、实施,教会一系列的措施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诸位教父对《圣经》正典的看法 教父没有从政治角度去考量《圣经》正典的问题,他们采用的是使徒教父爱任纽的观点,即使徒统绪。他们从信仰、大公传统的角度,提出了这个"《圣经》正典"的概念。 正典这个词英文是canon,希腊文原意是植物的苇秆、在希腊地区,苇秆最初起到如尺子一样的长度测量的作用。后引申为准则、法度、法律的概念。所以《圣经》正典的概念就是哪些《圣经》是canon的,是真正的、正确的《圣经》,是始终留下的教导。 一些代表性的教父如神学家格里高利、金口约翰、爱任纽、奥利金都谈到了《圣经》正典的内容。根据优西比乌教会史里面的记载,一个大概于364年在老底嘉举办的地方会议、阿塔纳修在367年的时候的复活节信(第39封书信)中都记载了《圣经》的正典。所以《圣经》的正典需要教会的教父们、使徒的传人、使徒统绪的传人去确立、分辨,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发展过程。 比如泰坦,他是2世纪中期的人,他的《四福音合参》将希腊文的四福音书翻译成叙利亚文,他可能是早期认为四福音书和使徒保罗书信是《圣经》正典的人。 爱任纽在他《驳异端》的1.20.1提到四福音书、13封保罗书信、彼得一书,约翰一书和二书、雅各书、希伯来书都是圣经的正典。当然,早期教父已经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过质疑,并且指出异端的教导,不是来自使徒的传统,而是混淆视听和伪造。爱任纽是护教士,他认为诺斯替的文献,夹杂了使徒的教导,但实际要教导的却不是使徒的而是他们自己想教导的内容。 在此提醒大家,目前国内提倡一种叫基督教中国化的概念。这跟明清时期三教合一运动差不多,就是想告诉你,孔孟老子、甚至国家都有基督教的教导,所以大家就一家亲好了。这种方式是需要留意的,至少早期教会是不是这么回应的、早期教会是在对抗这些的。 1.优西比乌《教会史》的见证 优西比乌《教会史》是早期教会历史的重要见证。有一个3世纪初的主教叫塞拉皮昂,他有一篇作品就是关于所谓的彼得福音书,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伪作。 优西比乌《教会史》中塞拉皮昂的书信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弟兄们,如同接纳基督一样,我们也接纳彼得和其他使徒,但是,我们拒绝接受那些假冒他们之名写成的作品,因为前人并未将这些作品留传给我们。当我上次造访你们时,我以为,你们所有人都笃守真信仰,因此,在并未通读他们号称彼得作品的那本"福音书"的情况下,我单单说道"倘若读此书只是 让你们之间产生一些无伤大雅的意见分歧,那就读它吧。"但是,当我得知[你们中间]有些人已被异端俘获时,弟兄们,我热切地盼望能再次造访你们,越快越好!我非常了解马克里安异端(Macrian's heresy)而且清楚地知道他自相矛盾,并不明白他自己所说的。我从其他一些人那里借来这本福音书。这些人之所以研读此"福音书而他们所继承的[思想]正是来自那些被我们称为"幻影论者"'的人,同样,马克里安异端也是源自这些"幻影论者"。(优西比乌《教会史》6卷.12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圣经》正典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必须是出自使徒之手,或者写作这个书卷的人是使徒的亲传弟子。比如说路加,他写的使徒行传主要记录的是保罗的宣教过程。为何他可以写?因为他是和保罗一起的同工。 所以,如果中国教会将来出现一位所谓的先知,宣称被上帝的灵提到哪里,然后告诉他应该写一本新的福音书,那该不该信呢?当然不该信,这在早期教会就已经发生过了。 为什么说塞拉皮昂说彼得福音书是伪造的?很明显这也有使徒统绪的概念。3世纪初的时候,塞拉皮昂是爱任纽的第三代、第四代弟子,所以他能分辨哪些教导是来自使徒的,哪些不是使徒的教导——不只是来自书面的、还包括口头的传统, 塞拉皮昂在这封信里面说这些人之所以研读伪福音书,是因为他们所继承的思想正是那来自被称为"幻影论者"的马克里安异端,马克尼安异端也是源自这些幻影论者,所以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两个特点,第一,这些福音书或使徒行传是伪造的;第二,这些伪作里面包含了他们异端的教导。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正典的形成过程,简直就是与异端对抗的一个过程。 2.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也谈到了一些他对《圣经》正典的理解: “他还援引了一些有所争议的作品《所罗门智慧书》、《西拉之子耶稣智慧书》(theWisdom Jesus the Son sirach 或译便西拉智训)、《希伯来书》、《巴拿巴书》、《克莱门前书》和《克莱门后书)),以及《犹大书》。他不仅简要地说明了所有的圣经正典经卷甚至还解释了那些有所争议的作品,即《犹大书》和其他一些大公书信、《巴拿巴书》《教会史》以及所谓的《彼得启示录》(6.13) 至于《希伯来书)),他认为,此封书信乃是保罗为希伯来人的缘故用希伯来文写就的,后由路加为希腊人的缘故小心谨慎地翻译成希腊文。(《教会史》6.14)” 由此可以看到,克莱门特还是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罗,但在当时已经有人质疑《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否是保罗,这也导致了现在有些主流学者不认为《希伯来书》是直接源自于保罗的作品,这是在使徒教父时期就已经提出过的质疑。 接下来,他关于四福音书写成的先后顺序的看法: “关于四福音书写成的先后顺序,有一传自最早期教会长老的传统说法,即带有家谱《马可福音》的那两部福音书最先写成,紧随其后。马可跟随彼得多年,记得他所说的。当时,彼得藉着圣灵,在罗马公开宣讲福音。不少信众敦促马可,请他写下彼得的所有宣讲。马可这样做了,并且还送给他们每人一份副本。彼得得知此事后并未表示反对,也没有加以宣扬。最后约翰意识到,上述三部福音书已详细记录了外在的细节,于是在门徒的敦促下,在圣灵不可阻挡的驱使下,写下一部属灵的福音书。(《教会史》6.14)” 现在的学者普遍认为马可福音才是最早写作的,但是克莱门特这个认为马太福音才是最早的福音书,马可福音紧随其后。 现在的学者也普遍地认为约翰福音不是约翰本人写的,他们会推断说虽然不是约翰本人写的,至少还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圈子内写成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从教父的视角来看,说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问题也不大。 3.奥利金 奥利金可能是第一位比较全能型的《圣经》学者。拉丁教父哲罗姆或者又译名耶柔米的武加大译本,将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这个拉丁文其实就受到了奥利金的影响。奥利金是讲究追求原文的,这是在《圣经》传统里的学术精神。可以肯定地说,教父们不只是属灵程度高而已,其实有很多的教父,尤其是那种被冠以神学家前缀名称的教父——比如神学家格里高利其实都是当时非常有水准的最顶尖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是非常厉害的,奥利金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率。在当时,奥古斯丁都没有超过他的名声,就是他影响了这个整个教会的注经传统。 奥利金对神的话语是非常关注的,他精通希伯来语。并不是所有的希腊教父都精通希伯来语,由于离叙利亚地区很近,他们也许能听懂叙利亚语,但是直接学习希伯来语的并不多。 奥利金辛勤注经,不仅因此精通希伯来语,而且还获得了一份至今仍在犹太人中流传的希伯来文原文文本。除了七十士希腊文译本之外,他还收集了一些其他的译本,其中有如下常用译本:亚居拉译本 (the version ofAguila)、叙马库斯译本 (the version ofSymmachus)和狄奥多回译本 (the version of Theodotion)。此外奥利金甚至还发现了一些久已失传的译本,使之重现天曰。他将所有这些译本排成彼此相邻的平行纵列,放于希伯来文原文之后,从而编成所谓的《旧约五译》一书。此外,他还按照类似做法,将亚居拉译本、叙马库斯译本、狄奥多田译本这三份译本排在七十士译本之后,编成另外一部作品,即《旧约四译))Tetrapla)(《教会史》6....
按:这里是阿甲教会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之二,阿塔纳修与阿里乌主义。讲稿问答由喵淼杪妙整理,经阿甲修订而成。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海报 正文 前言:讲座主题参考材料 -John Behr翻译的《论道成肉身》 John Behr, The Nicene Faith(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enaryPress,2004) John Behr trans.,On the incarnation:Greek originaland Enalish translation(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enaryPress,2011)(如果读者通晓英语或者希腊语更推荐这本书,书页内一边是希腊文,一边是英文) 阿塔那修著《论道成肉身》三联书店,2009年) POPULAR PATRISTICS SERIES 是推荐的教父译作系列文本 St Vladimir’s Semenary Press 出版了一系列教父译丛,有时会提供希腊原文和英文的对照,对于做学术研究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推荐参考的一手材料: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 FL. Cross, ed., Athanasius: De Incarnatione. An Edition ofthe Greek Text.Texts for Students, 5o (London:SPCK, 1939). A reproduction ofthe textof Codex Seguerianus. R. W, Thomson, ed. and trans., Athanasius: Contra Gentes and De Incarna-tione, Oxford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按:阿甲教会历史通识课第二季,希腊传统之一:奥利金与亚历山大传统。提供网盘和油管,讲稿问答经Sila整理,阿甲修订而成。Enjoy! 若要引用本文,格式如下:袁永甲,《奥利金与亚历山大传统》(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1月5日讲座),此网页链接,引用日期。亦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正文 我的学术研究方法论 在讲教会历史之前,我有必要先讲一下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每一位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对于教会历史方面的事件,都有自己的视角和方法论。基督徒有属于基督徒的特殊视角,而不信基督的人也有与基督徒不同的视角。 目前,国内比较有名的介绍教会历史的著作的出版方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道风书社,它侧重于学术研究,经常出版一些北大、清华、武汉大学的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通常它所出版的这些书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很可惜的是,这类著作大部分不具备基督徒的视角。第二个就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橡树出版事工(橡树文字工作室),它出版了一系列教父著作。上述的出版方,据我的了解,其工作人员大多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是有基督信仰背景的。 三联书店出版了一系列的古代教父的著作,欢迎大家去阅读!尤其是早期教父,比如: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纳西盎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阿塔那修(Athanasius),对于他们的著作,我都推荐大家去读。因为这是研究东方教会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文献。 言归正传,我在这里讲教会历史,并没有否定其他学者讲的教会历史的意思。教会历史横跨两千多年,它所涉及的地域又那么广阔,而且与教会历史事件相关的因素非常多,包括历史人物、文化环境、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等。所以,我不可能用一节课的时间就把奥利金(Origen)和亚历山大主义完全说清楚。坦白地说,我在这里所讲的,只是我个人对奥利金的看法。或者说,我参考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把我所认同的学者的观点告诉大家。 所以,我的方法论是什么呢?我是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并且以解读一手材料为主。具体地说,我是把教父及其著作和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中心来解读教会历史。另外,所谓的“一手材料为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会参考一些二手材料用来普及知识,但是尽量直接引用一手材料。综上,这就是我的方法论。 在通常情况下,学者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很难做到兼顾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因为相关资料实在是太多了。历史上研究奥利金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在西方。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奥利金的学者,一代又一代学者积累下来的二手材料浩如烟海。仅仅是研究一些不同时期的二手材料,都可以各自讲一堂课,比如: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奥利金的理解。但是,我要讲的主要是解读一手材料,以一手材料为主,而不是以学者的研究成果(二手材料)为基础。 关于一手材料、二手材料的定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我在这里就浅谈一下。有一回,我和我的导师聊天,我问他:读博是为了什么?他告诉我:读博,就是要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这些新发现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找到所谓的一手材料。具体地说,一手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考古文献、手稿、碑刻、墓葬等。有了这些材料,**学者才有研究它的可能。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者没有一手材料,他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所以说,在读博士生所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找到一些新发现的、未曾出版的一手材料并将其出版,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做不到发现新的一手材料,那么还可以退而求其次,对这些issue(研究课题)的相关材料提出一个新的视角或新的解释,也是对学术界做出了贡献。简言之,对一手材料的解释成果,就是所谓的二手材料。产出二手材料,这也是读博的突破口之一。举个例子,对于奥利金的作品,你产生了新的和其他学者不一样的观点,或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主题,那么你也是对学术界做出了贡献。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通常没有处理一手和二手材料的能力。那么,大众只能品尝现成的“饭菜”,就是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专著等读物。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学术研究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我也非常粗浅地介绍了国内基督教研究的一些成果。另外,俄罗斯东正教研究这个领域,在我国还是比较有名的,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上有很深的渊源。目前,北京师范大学产生了一批研究俄罗斯东正教的学者,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我们“光从东方来”事工,刻意避开了俄罗斯传统。我们的研究领域,就是从耶稣诞生的时代一直到15世纪,也就是西方宗教改革之前的这段历史,在俄罗斯传统真正兴盛起来之前。我觉得:在俄罗斯传统之前的其他传统更为重要,我应该更多地介绍这些传统(希腊传统和叙利亚传统等),这就是我们“光从东方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关于我的学术研究方法论,我就介绍到这里。 前五场讲座内容回顾 接下来,我做一个简短的回顾。我们这个系列的讲座的第一季,我讲了五个主题。 道成肉身。耶稣为何而来? 使徒宣教。早期教会的宣教历史及其动力。 殉道精神。我们与主之间生死相许的爱情。 大公传统。这是爱任纽 (Irenaeus)提出来的思想,教会的大公性体现在哪里?毫无疑问地,对于早期教会来说,就是对《尼西亚信经》的认同。 克莱门特对希腊哲学的回应。类似的,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处理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简介奥利金及其著作 言归正传,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开始讲起。早期教会地何处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疆域内,基督教有三个重镇,其中两个位于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看到:西部只有一个罗马。早期教会的一些教父,比如说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居普良,他们这些人都出身于北非地区。所以,早期教会的重镇主要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而东部有两个重镇。 其中一个是安提阿。安提阿是使徒宣教的一个大本营,它和叙利亚也有深远的联系。从地图上看,安提阿就位于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附近,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另外一个就是亚历山大。关于亚历山大这座城市的背景,我在之前的教会历史课上做过简单的介绍。它是在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由希腊人建立的一个海港城市,用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命名。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在帝国疆域内大力推广希腊文明,所以它的学术非常发达。因此,亚历山大是早期基督教的神学重镇之一。 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奥利金与亚历山大传统之间的联系。由于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详细介绍奥利金的一生,以及他的历史背景。很多学者认为:亚历山大传统有希腊哲学(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背景,在此之前的普罗提诺、斐洛之类的哲学家,都为亚历山大传统的神学打下了基础,这个观点是没错的。然而奥利金首先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国内的学者强调:奥利金、亚历山大学派乃至早期教父有深远的新柏拉图主义背景的话,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奥利金本人是个基督徒,有很深的基督教信仰。而亚历山大学校,它是作为一所基督教的教会学校而建立的。 根据记载,使徒马可在埃及宣教的时候,他建立了一所最早的教会学校。当时,在罗马帝国各地建立学校,是一件比较自由的事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在的这个学派叫学院派,他们这些哲学家讲学、办学也是比较自由的。 之前,孙博士开过三场讲座,讲过教会历史上的政教关系。如果奥利金出生在中国,那么他可能不会有自由办学的条件。很幸运的是,奥利金出生在亚历山大,他可以自由地办学。当时的教会可以自由地办学,并且从教会学校出来的这些学者非常有影响力。 奥利金出生于185年,在254年去世。他对基督教的影响遍及东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第五次大会会议上,他的著作以“奥利金主义”的名义被谴责。在此之前,奥利金的著作是非常流行的。 我们可以说:奥利金的光芒远比在他之后的奥古斯丁更加耀眼。原因很简单,当奥古斯丁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与佩拉纠论战的时候,还有一些拉丁教父不同意他的观点。举个例子,约翰·卡西安关于自由意志与神的恩典之间的关系,与奥古斯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可见他的著作《对谈录》。奥古斯丁真正产生影响力的时候,是在他去世两三百年以后。 在奥古斯丁之前,对于西方教会来说,奥利金就是一个全才,所有的神学、释经学都以奥利金为第一人。奥利金第一次把六个不同版本的《圣经》(可能是四个希腊译本、两个希伯来文的版本)作对比研究,他几乎对《圣经》中的每一部书卷都做了注疏。奥利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论首要原理》,我们之后会谈到。他在著书立说之前,一直在研究《圣经》。由此可见,在奥利金心目中,《圣经》的地位比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高得多。你如果读过他的《论首要原理》,就会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奥利金引用了《圣经》经文来佐证他的观点,同时驳斥希腊哲学中的与《圣经》不一样的教导。 奥利金是克莱门特的弟子,曾游学罗马、耶路撒冷等圣地,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当然,克莱门特也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学者。奥利金的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用现代中国的情况来类比,奥利金相当于北京教会学校的校长。你可以想象一下,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在内,所有最高学府的学者都拜在奥利金门下,听他讲《圣经》,听他讲对世界的理解,听他讲基督教的神学……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公开地驳斥其他学者的观点、推崇基督教的观念,就是有这样一种在学术上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 奥利金的著作 奥利金的著作也非常多。他不但自己写,还有人帮他做记录。有时候,他讲解《圣经》中的一卷书,拿着几个译本和希伯来原文作对照,就有学生把他的话记录下来,所以他的著作非常多。类似的,4世纪末的以讲道闻名的金口约翰,他对《圣经》的注疏几乎全部都是以讲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他讲道的时候,下面有专门的助手把他讲道的内容给记下来,然后整理成书。在奥利金的《圣经》注疏之后,最有名的就是金口约翰对《圣经》的注疏了。 奥利金的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奥利金主义的色彩。在第五次大会议的时候,奥利金的理论被判定为异端,尤其是他的《论首要原理》产生了很多异端思想。 奥利金简直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人物。可以这么说,没有人像他这样,找不到在成就上能和他比肩的人。论影响力,很多正统神学、灵修的教导是奥利金首先提出来的,很多异端也源自奥利金。我之前谈过,亚历山大传统是拥抱或不排斥希腊哲学的,奥利金可能是系统化吸收希腊哲学思想并将其融入基督教信仰的第一人。 很多前人没有阐述的概念,奥利金在他的著作之中都说了。于是,自然就产生了对奥利金的一种误读。在他去世以后,由于他的手稿非常流行,他的手稿很快就被翻译成了现存的拉丁译本,原版的希腊文手稿被销毁了。因为在第五次大会议之后,奥利金主义被判定为异端,奥利金的著作就被销毁了。 亚历山大学校的第一代校长是叫潘代努斯,第二代是克莱门特,第三代就是奥利金。在历任校长之中,奥利金是应该是最有名的。话说回来,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他的著作。奥利金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论首要原理》,还有就是《慕善集》(Philokalia)。 你们都知道我翻译了《慕善集》(爱神集,Philokalia),但这个《慕善集》与奥利金的著作名同实异。我所翻译的《慕善集》,是由两位十八世纪的希腊修士(圣尼哥底母、圣玛卡尼奥)汇编而成的灵修著作选集,和奥利金的《慕善集》内容不一样。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之所以给这套选集取名叫“慕善集”,和奥利金的努力是有联系的。因为奥利金的《慕善集》,后来被加帕多家三教父编纂并当作属灵读物来阅读。总之,《慕善集》的价值主要在属灵方面,而《论首要原理》的价值可能主要体现在信仰、神学方面。 至于《驳塞尔修斯》这本书的背景,是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塞尔修斯反对奥利金的观点,于是他就公开写了一部《驳塞尔修斯》。奥利金还写了一些关于特定主题的讲道文集。那么,他的著作之中数量最多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地,当然是对《圣经》的注疏。 我们了解了奥利金的主要著作之后,再来看看它的版本。众所周知,一手材料不可能凭空产生。在西方早期历史上,书写载体绝大部分是莎草纸和羊皮卷。与莎草纸相比,羊皮卷能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你看这些手稿的话,这个“Parisinus Latinus”,我们听到这个词,就知道他来自巴黎的一个手稿。这个手稿可以追溯到哪个时间点呢?可以追溯到六世纪,那就非常早了。不同地区的图书馆,存留的奥利金《论首要原理》的手稿大部分是拉丁译文,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希腊文原版被销毁了,那么这些手稿都有它的编号。 关于校勘本 学者在做校勘本之前,他们会去各个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把相关的著作做好编号,对这些手稿拍照、扫描或复印。这样,他就能够对照不同的手稿来做校勘工作。做完之后呢,他就可以做出一个校勘本。 做完校勘本之后,学者还要梳理一下这个版本的源流。第一个ω版成书于五世纪的,然后到这里出现了一个p版本,就是第六世纪的,又出了一个耳朵,他假想了一个耳朵的版本。我们看上面有没有耳朵的版本,有一个共同的L版本,然后又产生了这些版本。 这就是手稿的源流。具体地说,在五世纪成书的一个版本,那么它在当时被发现乃至继续流传下去,就会有一个抄写人员把这个版本抄写一遍。进一步说,六世纪的抄本是根据这个版本抄的,抄本的底本又是根据哪个版本抄的,抄来抄去就产生了那么多版本。 对于研究一手材料的人来说,关于版本学的知识是必须了解的。当然,我只是借着这个教会历史讲座,给大家浅谈一下版本学,也许大家没有以前接触到过。我在这里参照的版本学考据,来自一个叫做Behr的人。这是在2017年出版的,关于《论首要原理》做的一个校勘本和英译本,我主要参考的是他的相关介绍和资料。 为了方便你们查阅,我把现有的关于奥利金的一手材料的书单,就做了一个汇总。当然,主要是抄的Behr著作的一些内容。如果大家想读奥利金的著作,按照这个书单去找相关书籍就好了。对于这些书籍,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关于奥利金的二手材料 我们讲完了关于奥利金的一手材料,我们再来谈一谈二手材料的发展趋势。现在关于奥利金的二手材料的发展趋势,以Behr为代表。他认为:现代学者看待奥利金的方式,不再是从柏拉图主义的角度出发,“it no longer”。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把奥利金当作一个柏拉图主义的基督徒,奥利金并没有采用一些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来解读《圣经》经文。至少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他们的观点就是这样。我不说中国的学者了,中国的学者可能还在强调“奥利金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观点。 Behr又说:现在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在六世纪召开的第五次大公会议,参会人员对奥利金主义的谴责,并不是谴责奥利金本人,谴责的是他的弟子艾瓦格里(Evagrius Ponticus)。艾瓦格里是一个灵修大师,他的影响力是遍及东西方教会。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介绍他,今天我就不作详细介绍了。 言归正传,第五次大公会议谴责的是奥利金主义,而不是奥利金本人。也就是说,以Behr为代表的这些学者认为:要把奥利金主义和奥利金本人做一个切割(分开看待)。原因很简单,后人读奥利金的著作,自然会对此产生自己的理解,其中一些比较极端的理解就导致了奥利金主义的出现,所以奥利金主义不一定是奥利金本人的想法。当然,奥利金本人的思想和奥利金主义还是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 我有一次在哈佛大学上课的时候,有一位从哈佛任教的学者叫stang,他就不太认同Behr的观点,而是认为奥利金的著作的确有奥利金主义的倾向。Behr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要把奥利金主义和奥利金的思想分开看待。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原因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奥利金的手稿开始。在我介绍之后,你就会明白《论首要原理》的各个版本之间的区别。 《论首要原理》的成书时间是公元230左右,原文是用希腊文写成的,现在只留下了残篇。它在398年被翻译为拉丁文,这是《论首要原理》最早的译本。所以我非常赞同一位曾在波士顿学院教书的耶稣会士的观点:早期教会不应该分东西方,因为很多著名的希腊教父的著作都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啊。换言之,东方教会(希腊传统)和西方教会(拉丁传统)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说是密不可分。...
1 翻看吐蕃敦煌的残篇,就知道,历史上一个人能留下名字就不错了,更何况留下事迹和作品,那就万幸了。然而历史留下的只能是一些碎片,历史学者很像侦探,只能根据这些碎片来构建,拼凑出历史之“原貌”。然而,这也是虚空。人的纪念又怎样,所谓三不朽也不是真不朽。真不朽是蒙主纪念,我们所做的事,主纪念就足以。 2 想当年景教也曾致力于汉译活动,按尊经记载有三十五部书1,如今残存的有几部呢?难道他们的汉译辛劳都白费了吗?难道主没有纪念他们手所做的工吗?我想主当然纪念,因为他们遵照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要把这福音传递给中国人,即便没有流传下来,给现今的国人看到。但至少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当时的人信主了。这就够了。主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流传下来,有没有蒙人纪念),但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惟愿我们光从东方来以及教父原文中译计划的事工蒙主纪念,这就够了。 3 反观历史,我还是挺佩服君士坦丁和斯拉夫的皇室们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特质,中国的帝王们从来不具备。那就是谦卑。他们公开宣告基督教为国教,就是谦卑自己,公开承认有一位在帝王之上的上帝,有一个在人国之上的上帝的国。而我们的历史,从没有体现出这种特色,我们的帝王还是爱江山,爱权力,从未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拉下神坛。于是,其中的百姓活的就没那么自在,人吃人的现象就更加显露出来。 4 无论是出版,还是不能出版,原文翻译总还是要做下去的,不为别的,只为那桌上掉下的碎渣儿 5 环境有多严峻,我的译作就有多公开;因为神给的不可藏着掖着,总要多多给出去 6 没有完美的翻译,如果有,就是原文了。所有的译者都不得不对原文产生自己的释读和理解。 7 缺少了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实践精神,就算有人通晓所有古典语言,熟读手稿碑刻等原始文献,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相信他的翻译和学术成果。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如何,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亦会如何。這是現代學術方法論的通病。 8 我翻译更多的是牧养自己,争取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其次才是分享这些译作,让更多的人受教父们话语的牧养。 9 翻译这种事,是在做的过程中习得的(神父马克西姆言)。因此,坚持做下去就好,并且多做少说,因为做一件事是难的,评论一件事却是容易的。 封面图片,尊经所录中译目录,见这里。尊经原始手稿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看到,见这里。对尊经的考释,请见:吴其昱,〈唐代景教之法王与尊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