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这是阿甲教父历史通识课，第二季，拉丁传统第九课：耶柔米Jerome与武加大译本，讲稿由阿甲整理。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耶柔米Jerome与武加大译本》，教会历史第二季之拉丁传统第九课（伦敦：光从东方来，2025年09月27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阿甲谈东方教会，以及网盘下载「请进入Ajia文件夹」。
拉丁教父 耶柔米Jerome与武加大译本
所谓学术方式，即在讲座过程中，我将结合历史资料、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个人对相关人物的解读，从多重视角展开探讨。我们仅代表一种视角。关于这一视角，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我们的视角既不属于新教，也不属于天主教，甚至不认为自己属于东正教。这是一种较为朴素的历史地理视角。具体而言，我们首先搁置自身所属的宗派立场，继而从历史人物与历史语境出发，尝试将自身置于特定的历史地理背景中，以此视角去理解相关问题。
其中，我们将重点介绍耶柔米「也有翻译为哲罗姆的」。本次讲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其生平及现存著作；第二部分将带领大家简要阅读他的一些文字作品。我认为，现代学者无论属于哪个宗派，若以宗派主义的立场来阅读古代教父的著作，我认为这种阅读方式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公元151年之前尚无新教，在公元13世纪之前也不存在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区分。而我们研究的历史时期，正是处于这些宗教划分形成之前非常早的阶段。
耶柔米 Jerome (347-420)生平简介
基督徒家庭,生于Stridon, 在罗马学习(359-60)朝圣(与Bonosus, Rufinus, and Heliodorus一道)师从Aelius Donatus学修辞,后去高卢 的Trier(第六大城市)继续学习,养成藏书的习惯
370年,《安东尼传》,在Trier蒙召做修士,Aquileia(尼西亚),去耶路撒冷朝圣(370年初),留在安提阿, Chalcis(并未完全隐居,而是保持 与外界联系;罗马,叙利亚边境,现位于希腊),带着他的藏书,有助手帮着抄写手稿。应该会说希腊语,叙利亚语,开始学希伯来语(师从 一个懂希伯来语的转宗犹太人),后返回安提阿被按立为神父/牧师
380年,去了君士坦丁堡,与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有交往,认识不少当时尼西亚神学家和政客,期间翻译了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并加以扩充 327-378.
Jerome 出生的年代正值中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逐渐转变为基督教为国教的时期。因此，他出生时的家庭便是一个基督教家庭。他们家属于较为富裕的家庭，可能从事商业并拥有大片田产。因此，这类家庭通常会重视子女的教育，如同当今中国中产家庭千方百计让子女出国留学一般。因此，Jerome自幼便接受系统的修辞学训练。例如，在公元359至360年间，他前往罗马学习，进行朝圣活动，并与几位好友同行。随后，他前往高卢的特里尔城继续学习。在那里，由于他财力雄厚，养成了藏书的习惯。据我了解，一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基督徒在皈依基督教后，也常有藏书习惯，因其经济实力充足。在当时，成为基督徒，进而成为修士，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事情，是社会普遍推崇的潮流。因此，当奥古斯丁阅读阿塔拉修所著的《安东尼传》时，他读完后表示想成为修士，随即成为修士。耶柔米也是如此，他在阅读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并最终成为修士。随后，他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安提阿。
据传他受到一些想修道的贵族妇女赞助。在那里，他过上了修士生活。不过他的修士生活与沙漠修士的生活存在显著差异。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些著名的拉丁教父的修道生活实际上与沙漠教父的修道生活并不完全一致。沙漠教父修道期间，确实前往沙漠进行修道。首先需寻找一个洞穴，并几乎与外界断绝联系。有些人甚至可能连续数周不外出。弟子们则需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可能仅相隔十几分钟路程，只是偶尔前往。然而像耶柔米或奥古斯丁这类人物，一方面作为修士，另一方面又担任神职，兼具牧养职能。当时的人知道如今的叙利亚、耶路撒冷及埃及地区才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因此拉丁语中有句话：“光从东方来”。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起源于该地区。因为主耶稣曾在该地传教活动。从此，欧洲的人都来此地朝圣，回来后，欧洲的贵族们就会问：你在那边生活如何？他们与你进行了哪些交流？请尽快为我们撰写一些著作。随后，可能各个皇宫贵族以及将军们都会找你询问问题。你将不断收到书信往来。因此，你与那些埃及地区，甚至一些科普特地区的农民的修道士，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欧洲人能够前往那边进行修道士活动，就已经属于富家子弟。同时，这些具备较高学术素养、经过训练的人，才会前往那边。到达那边之后，他又返回。
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他无法像沙漠修士那样过着真正完全静谧的生活。因此，你能够看到，即使身处修院之中，他依然保持着这种书信往来的方式。我们注意到，拉丁教父还有一个特点，即热衷于藏书。但这种习惯并非所有沙漠教父都赞同。沙漠教父们认为，与其花费大量金钱购置书籍，不如将这些钱变卖，用来救济饥饿的穷人。然而在拉丁教父群体中，存在藏书的传统。他们的学术氛围确实非常浓厚。之所以形成这种藏书传统，我们稍后将详细阐述。他带着自己的藏书，有助手协助他抄写手稿。彼时他在那里学习了几种语言。他必然精通希腊语，且肯定掌握叙利亚语。同时亦学习希伯来语，师从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教授。最终他返回安提阿，被任命为神父。
从公元370年左右，年约二十二三岁起，到公元380年为止，大约有十年之久，甚至长达十几年，一直在我们现今所称的基督教重要中心地区过修道生活。这相当于前往东方取经的旅程。他因这种对手稿的渴望，可能令希腊教父与叙利亚教父们难以想象。原因在于，例如希腊教父们所使用的旧约七十士译本，本身就是希腊文手稿，因此他们周边便已拥有相关手稿资源。叙利亚教父亦然，其方言为叙利亚语。他们能够阅读希伯来文，其方言也能理解。因此翻译较为容易。所以真正缺乏资源的群体，是使用拉丁文的拉丁教父们。
拉丁传统中的人们也许自出生起便带着些许自卑感。他们认为圣经的话语是以希伯来文或希腊文书写。因此，我们需立即对这些希腊手稿和希伯来文旧约手稿进行处理。随后，这些手稿将被带到罗马，由主教进行祝福仪式，再进行翻译工作。耶柔米已意识到需要进行大量翻译工作，这成为他的使命之一。很多使用拉丁语的罗马人希腊文不够好，需要依赖译作「奥古斯丁就是典型的例子」。例如当时最有名的希腊教父奥利金的著作。同时也要将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翻译过来。
耶柔米所处的时代，他与金口约翰、奥古斯丁均有交集，并参与了诸多当时异端论战。其书信与著作对研究早期教会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仍赞同波士顿学院耶稣会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在早期教会历史研究中，不应将东西方割裂开来。彼时东西方联系紧密，罗马帝国境内人员可自由通行，语言方面亦存在双语现象，例如现今许多中国人能使用英语的情形。至381年时，他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当时著名的教父、神学家格列高利（又称拿西昂的格列高利）建立联系。并结识了当时君士坦丁堡诸多重要神学家与政界人士。在此期间，他将优西比乌的《教会史》翻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该译本涵盖327年至378年间的史实。我们知晓，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成书于君士坦丁堡时期，系受皇帝之邀而编写，参考了很多失传史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早期教会的研究聚焦于其历史遗产。耶柔米的著作在早期教会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因为他与众多重要人物保持书信往来，无论其神学、属灵层面，还是早期教会历史研究的文献方向，在多个层面都难以被忽视。因此，在这一领域中，他绝不能被忽视。
罗马——伯利恒Bethlehem
382年深秋,镀金回罗马,罗马主教大马士革保护他,权贵寻求属灵建议,尊敬奥利金,翻译圣经计划(至少福音书完成),384年12月,大 马士革去世,385年8月,他被迫离开罗马
386年到伯利恒,被资助建立修院,着手翻译从希伯来文翻译旧约,日夜写作回信交流翻译等。奥利金主义爆发(Rufinus 冲突);394-5,奥 古斯丁质疑的他的《加拉太书注释》和从原文翻圣经;
398年, Rufinus翻译奥利金《论首要原理》(删改不正统的内容,Rufinus认为是其门徒添加的),与耶柔米(称其为蝎子,野猪)争论 (401-2),友谊消失。
400年,Theophilus主持亚历山大会议,谴责了奥利金主义,驱逐了一些修士,
382年，他抵达罗马，当时受到罗马主教的接待，即教皇大马士革的招待。当时权贵阶层纷纷向其寻求属灵指导。原因在于其经历如现今海归人士自西方归来。众人皆向其询问东方局势并请求属灵建议。彼时奥利金尚未被定为异端，其异端争议在当时已开始升级。诸多学者，包括现代研究者，普遍认为奥利金异端论源于其弟子的传播。而奥利金本人在世时，其异端指控尚未形成定论。当时奥利金的著作非常流行，耶柔米也翻译了奥利金的著作，包括《诗篇》。结果导致如今研究奥利金的人反而必须掌握拉丁文，而不一定需要精通希腊文。原因在于大部分奥利金的著作，包括他的作品，都被早期译者以及他当时的朋友 Rufinus 翻译过来。因为其希腊原文著作在定为异端后被销毁，不再出版了。奥利金在解经及圣经研究学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在五世纪之前，注经和解经领域的第一人必定是奥利金，无人能出其右。奥古斯丁都无法企及，因为他不懂希腊文、希伯来文和叙利亚文。奥利金此人非同寻常，他搜集了大量圣经手稿，包括旧约的手稿。耶柔米则在其遗产基础上继续发展。
他继承了奥利金的学术研究传统，即对圣经文本手稿进行整理、翻译和著书的学术精神。因此，在五世纪之前，注经学领域中必须重视的两位教父是谁？第一位是奥利金。随后，卡帕多西亚教父们也提供了重要帮助，但奥利金无疑是首屈一指。在拉丁教父中，耶柔米首屈一指。他在注经、释经和译经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耶柔米是同情奥利金的，因为奥利金在许多意义上都可视为他的精神导师之一。他在伯利恒工作了六年，随后他开始专注于翻译工作，尤其是旧约部分。他决定以希伯来文为主进行翻译。即以希伯来文为主要依据进行翻译。他日夜写作，通过回信交流翻译内容。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尽管他身处伯利恒，但与他所在的罗马教廷保持着密切联系，与许多拉丁地区的权贵们进行交流。他一直以来都有书信往来。
到了四世纪末，即公元394-395年期间，爆发了奥利金主义争议。由于奥利金主义的争议，Rufinus与其好友产生了分歧。奥古斯丁质疑Rufinus的加拉太人注释，以及其从原文翻译的圣经版本。然而，Rufinus是最早翻译奥利金著作的学者，而我们讨论奥利金主义时，实际上参考的是Rufinus翻译的拉丁译本。学者们对此存在不同观点，有人认为Rufinus的译本将奥利金的著作进行正统化处理，主要涉及修辞手法。在翻译过程中，部分人可能持有不同观点，因此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点。他与耶柔米之间曾发生争论，可能源于对奥利金观点在解释上的分歧。可见，奥利金在当时的影响远超奥古斯丁。若生活在五世纪，且居住在安提阿地区，人们一定会接触到奥利金的著作。然而，如今的基督徒已有所不同。现今的基督徒普遍认为，无论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必然接触要奥古斯丁，但未必熟悉奥利金与耶柔米。这源于时代差异。由于奥利金的学说在后期大公会议中被定性为异端，因而蒙上"奥利金主义"的污名。其希腊原文著作被焚毁，仅存拉丁译本流传至今。
客观而言，奥利金对基督教思想体系具有重要贡献。无论是神学、灵修、著经、释经，还是学术研究等方面，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一位早期教会的重要人物，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一位巨人。虽然他并非圣人，但无疑是一位伟人。无人不认可其学术成就。换句话说，包括卡巴多西亚三教父在内的诸多教父都曾受其影响。耶柔米亦是如此，后世许多教父都受益于他的学术成果。因其编纂的《武加大译本》后来被确立为标准译本。奥利金主义这一现象在早期教会中成为重大事件。可以说，除了阿里乌主义，奥利金主义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其发展过程断断续续，若参考其著作，可知他花费至少十余年时间逐步完成圣经的翻译工作。按照奥利金的注经、释经与译经方法，他将整本旧约从希伯来文译为拉丁文。
耶柔米并非完全依据希伯来文进行字面翻译，他实际上更直接参考了七十士译本的翻译，因为译本的翻译更符合新约对主耶稣预言的解释，，从而在翻译上保持了一定的平衡性。当然，我们现在的和合本也参考了七十士译本的翻译。但需注意，和合本的翻译不仅参考了七十士译本，还倾注了大量心血，体现了新教改教的成果。
CCL =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CSEL =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GCS = Griechische Christliche Schriftsteller
PL = Patrologia Latina, ed. J. Migne
SC = Source Chretiennes (with French translation)
以上是一些教父系列校勘本以及译作全集，可以说这些著作就是西方人的的“四书五经”，这样可能更容易理解。他们就是西方人所谓的教父全集。我们知道西方以基督教为国教，他们也有自己的“四书五经”，即“教父全集”。其内容浩瀚，目前翻译过来的中文译作，可谓九牛一毛。
圣经翻译
基于:Hexapla(奥利金)希伯来、音译希腊文、四个版本的希腊译文;390年开始从希伯来文翻译旧约,新译本遭到很多质疑和问题,他被迫注疏,写文为自己的译本辩护。
翻译精神:效法奥利金和犹太解经传统
频繁引用二手材料(Rufinus已经发现),
被指控奥利金主义和犹太主义(因为当时人认为七十士译本才是神所默示的,但从希伯来文翻译是犹太主义的倾向,耶柔米不得不为此辩护) Hebraica veritas.
奥利金曾整理出一个广为人知的版本Hexapla。耶柔米翻译的整理方法论和思想是按照奥利金的方式来的。当时的人都认为旧约中是以七十士译本为尊，因此很多拉丁教父反对耶柔米为此而辩护。他在翻译旧约时，频繁引用二手材料，主要来自奥利金的著作。由于大量引用奥利金并受其影响，他被指控为奥利金主义者。当时许多人认为，希伯来文翻译带有犹太主义倾向，因此耶柔米不得不为此进行辩护。圣经作为整个宗派的根基和基础，其翻译工作具有重要性。
耶柔米 摘录
人的上帝只是他们的肚腹,人们只为今生(the days)而活,你越富有就越圣洁(书信7.5, Rebenich, 4)
拜金主义从古时候就有，耶柔米的世代也不例外。我曾有一次回到老家，感受到一种社会现象：有钱即为尊贵之人，有钱即为圣洁之人，有钱即为圣人。社会普遍崇拜有钱人，而拥有权势者则更为显赫。这种社会风气在耶柔米时代已然存在，只不过当时已开始公开批评这种奢侈、淫乱、追求成为人上人、奉行成王败寇的文化氛围。这种成王败寇、追求做人上人的风气，任何国家和地区皆普遍存在。基督教精神自然倾向于反抗他，显然如此。例如，查理·柯克于9月10日遭暗杀。若美国并非以基督教为建国之初的国家，即作为国家基础的宗教并非基督教，那么支持查理·柯克、反对暗杀者的舆论反响不会如此强烈。换作其他国家，政治暗杀则司空见惯，也不会傻到在他人辩论时就当场将其暗杀。制造车祸或令其溺亡等手段，均属于政治暗杀的范畴。在政治暗杀过程中，谁胜出，谁便是王；谁胜出，谁便是公义；谁胜出，谁便是对错；谁胜出，谁便是上帝。这种社会分歧便是如此。基督教谴责这种黑暗的社会现象。
当我年轻时在旷野独居,我不能抵挡邪恶的冲动和我本性的火焰(按:这里应该指肉欲,或肢体中犯罪的律),我试着以持续的禁食来摧毁它 们,我的心思处于邪念构成的混乱中。为了让心思得到控制,我使自己成为一个从犹太教转宗过来的基督徒的学生。(书信 125.12.1, Rebenich, 20)
我可以看出耶柔米的属灵传承，他只能通过学术研究来克制自己的肉欲。但若问一位沙漠修士，他只会说科普特语的农民，他无法学习任何东西，也不识字，如何抵挡肉欲呢？是吧？在沙漠教父的实践中，他们有神师传统，可以问老师。安东尼所建立的独居修士的神师传统，或者说，像巴西尔所建立的大型修道传统。他们拥有完善的会规，以规范成员的行为。然而耶柔米本人并未成立修会，因此，其属灵传统是打个问号的，但这种学术精神却间接影响了天主教，比如耶稣会的会士，为何学术如此强盛？您可观察耶柔米便是典范。若一名耶稣会会士因肉欲困扰而无法自控，该如何应对？他有可能便以拼命学习各类学科、掌握多种语言来转移注意力，以此对抗这种倾向。
这也是一种方法。但在我研究东方教会灵修传统时，很少听到这种表达方式。但这段话出自耶柔米的著作。至少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色。
骄傲的寡妇与贪婪的神父
看看她们(指富有的寡妇),如同她们骑着宽敞的垃圾,一排在她们前面的仆人,看看她们的红唇和富态,你不会相信她们失去了丈夫,你可 能会想她们正在物色一个。他们的家充满宾客和奉承之人。本应有权柄教导她们的神职人员亲吻她们的前额,然后伸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他们要伸手祝福哩——拿他们作为宾客的报酬。而当寡妇们看到神父们没有她们做不了什么,变骄傲起来。她们深知丈夫的规矩如何,她 们宁可保持寡妇的自由。她们称自己是贞洁的修女,在吃了一顿奢侈的晚餐后,做起使徒的梦。(书信 22.16.2-3, 26-7)
“他们的责备对我是至高的赞美,因为我渴望效法奥利金——我毫不怀疑,所有有智慧的人都接受他” (Comm. in Mich. prol. 2 (CCL 76, p. 473), 55).
历史总是重复的。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在那个时代一切都美好。也就是说，在历史进程中，善恶总是交织在一起。这种善恶的交织不仅体现在社会层面，也反映在人心层面。而基督教灵修传统，更多的是关注人心的层面，与自身的邪念进行斗争。然而，当将这种属灵原则应用于社会层面时，实际上也是一场黑暗的征战过程。当然，我们深知，当将这些属灵原则应用于政治、科学、社会及教育领域时，必然需要更多的智慧加以掌控。但你是否认同过属灵生活，还是认同过世俗生活，这一点是可以看出来的。例如，当前欧美左右阵营的区分，左派通常支持LGBTQ+权利，赞同同性恋的立场，他们试图破坏家庭结构。
因此可见，文中批判的是寡妇们富态骄纵的生活方式，同时批评了神职人员为获取赏金而对权贵卑躬屈膝的现象。正如"为五斗米折腰"所言，为几块钱便趋炎附势。此种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可见，当时修道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若无修道主义兴起，此类现象将愈演愈烈。例如，在任何一个国家若无修道主义的兴起，无圣人榜样的兴起，该国将迅速堕落至耶柔米所描绘的境地。这些神职人员将被金钱与利益所捆绑，与他们同流合污。
书信15 致罗马主教Damasus at Maronia
我们喊道:任何人不承认三位格( hypostaseis )是三个人格(enhypostata),即三个人存在,愿他受谴责!因为我们没有学过这个词,我 们被算为异端。但如果那看位格(hypostasis)和本质 (ousia substance) 是一个意思的人不说有三个人在一个 hypostasis的话,他就与基督 无份。(书信15.3)
hypastasis (希腊) = persons (拉丁)
在世俗学习中,hypastasis 的意思就是本质(ousia)…只有一个上帝的本质,只有他真的存在。因为他的存在不源自于任何其他的源头而完全 出乎他自己。一切其他被造之物——尽管他们出现了——并不[真地]存在,因它们在存在之前不存在,而曾经不存在之物会再次停止存有。只有 上帝是永恒,即无始,真实地配得本质(essence)之名…因为只有上帝的本质是非被造的,因为在三个人格中存在着一个上帝(godhead) ——即真实存在的一个本质…让我们满足于说一个本质(substance)和三个存在的人格(three subsisting persons)(书信15.4,73)
以上可以看出耶柔米思想的正统性，并且由于他对希腊文造诣深厚，故成为首位明确将希腊文hypostasis（位格）译为person（人格）的学者。然而，拉丁教父中最早使用该术语者为特图尔（Tertullian），他首次以人格概念阐释三位格。但需注意，希腊文中从未使用过"person"这一词汇。因为希腊语中的这个词，在希腊戏剧中指的是“面具”。摘掉面具只是换一个面具而已，就像我们观看京剧时可以扮演成任何人，只需带上一个脸谱即可。希腊语中必须使用这个词，因为“hypostasis”指的是“在某物之上”的意思，因此它更具实在性。它并非单纯的面具，你只是表面发生一些变化、化个妆而已，这样是不行的。在世俗学术语境中，hypostasis意指本体，即唯一上帝的本体。
论希伯来之名
我的目的不是指出七十位译者的错误,亦非觉得我的劳作是对他们的谴责。因为他们(七十士译本的译者)没有让亚历山大的国王帕托利米 (Ptolemy)知道圣书中包含的所有奥秘,尤其是关于基督来临的应许,也为免犹太人中出现第二个上帝…然而福音书,甚至我们主和救主,使 徒保罗也引用很多旧约(按:特指希伯来文,而非七十士译本),却未包含在我们现今手稿中的内容。对于这些引用,我将更为完全的详述它 们的恰当出处。很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有与新约权威相符的最好副本。[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提到七十个译者的故事,其中说他们只翻 译了摩西五经,我们也承认[七十士译本的摩西五经]与希伯来原文更一致。至于之后翻译的版本——我指Aquila, Symmachus,Theodotion的 希腊译本,都与我们用的很不相同。 (95)
在此我们需探讨他为何选择依据希伯来文翻译圣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七十士译本》的尊重。当时许多基督徒极为尊重《七十士译本》。他们甚至认为，《七十士译本》才是最权威的旧约圣经。因此，从这段内容可以看出，翻译的准确性至关重要。根据希伯来文翻译的圣经旧约，其重要性体现在使徒与主耶稣引用旧约时所依据的文本。他们引用的是希伯来文原文，而非其他译本。正如使徒所行，他们参考的也是当时的希伯来文手稿。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他们引用的内容，我们需要参考希伯来文的翻译版本，以明确对应旧约的具体段落。由此可见，拉丁教父们的视角与这一研究方法存在显著差异。
因为他们的语言并非圣经原文的语言。他们更加谦卑，以观察这种差异。当时可能已有许多人提出疑问：为何新约中主耶稣或保罗所引用的经文，与现存的希腊文圣经存在差异？所参考的版本究竟是什么？此时，耶路米便可以指出：使徒保罗所参考的是希伯来文原文，他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而非直接参考现存的七十士译本。如此解释便合情合理。因此，他们提出这一问题，旨在解决旧约与新约之间文本相通性及相互引用所引发的实际困惑。因此，他决定用希伯来文进行翻译。这是其中一个理由。
武大本申命记序言 Preface to the Vulgate version of the Pentateuch
[攻击者]宣称我要锻造一个新译本以取代旧的…我在上帝的帐幕中一再宣称,我负责地献上我所能,并指出,一人带来的大恩赐并不损害他人 稍劣等的[恩赐]…但我首先蒙福音书作者和使徒出版的权威[著作]鼓励,在这些著作中,我们读到许多源自旧约,却不能在我们的手稿中找到 的话。比如"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太2:15)…让我们问问反对者,这些引用是从哪里来的,当他们不能告知我们时,让我们告诉他们,是 从希伯来圣经来的。(102-3)
因此在此过程中，他对此进行了阐述。他多次强调，翻译旧约内容的初衷，并非取代所有先前译本，而是旨在解决当时新约译本中出现的矛盾。这些矛盾源于使徒与主耶稣引用的旧约内容，与实际文本存在差异。他指出矛盾的来源，原来当时使徒引用的是他们所读的希伯来文旧约手稿。我可以告诉你是从这里来的。他并非否定使徒们当时未参考这本统一文本，而是强调他们所依据的确实是一本完整的典籍。
武大本申命记序言 Preface to the Vulgate version of the Pentateuch
[由于国王Ptolemy是柏拉图主义者,为了避免二位神],总之,当[希伯来]圣经证明有关父、子、圣灵的经句时,他们要么做不同的翻译,要么略过不翻,如此,他们既能满足国王,又不会泄露信仰的奥秘。我不知道哪个人的幻想让他发明一个亚历山大七十个小室(cells)的故事。在故事 中,七十个译者分别在七十个小室翻译,结果翻译出同样的话。Aristeas,Ptolemy的保镖和很久之后的约瑟夫并没有暗示这点。他们认为七十 个译者聚在一个长方形大厅里,彼此商议,他们并非先知。先知是一码事,译者是另一码事。前者通过圣灵预告将来之事,后者必须用他所学和 他的语言翻译他所理解的内容…他们在基督来临之前翻译,表达了他们不能知晓的一些难懂的词汇。我们在基督受难与复活后,不像先知,而 是像历史学家一般写作。因为有的适合听,有的适合看,但我们对一个主题有更好的理解时,我们就能更好的描述它。(103-4)
这里看出耶柔米质疑七十士译本翻译过程的真实性。你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一种强烈的学术精神，这正是拉丁教父，或者说我们天主教传统，留给我们的宝贵传统。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必要的。作为基督徒，你不能仅仅说我过好属灵生活就好，没有必要学习。不是这样的，对于过属灵生活本身而言，学术研究确实并非是必要的。但学术研究在基督教传统中也占据着不可分割的重要地位，比如，若是碰到一些很理性的人来问关于圣经的问题，问具体的出处和版本，此时那人若没有做个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他也是不知道的。有些教父在属灵上可以进行指导，但在学术上进行指导却又所欠缺。比如，让一个不识字的圣人回答圣经学术，原文、版本等方面的问题，他估计是难以回答的。但若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圣人，就可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学术研究对于基督教神学发展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确实必要的根基之一。
武大本申命记序言 Preface to the Vulgate version of the Pentateuch
你们为何在嫉妒中折磨我?为何在无知中热衷反对我?当你看到任何我的翻译对你而言错了时,问问希伯来语,咨询各个城里的希伯来语老师。(104)
我并非否定属灵圣徒的重要性。我只是强调，我们两者都需要具备。就像上帝的恩典与人的自由意志一样。我们不能舍弃其中一个而否定另一个。若说基督教只进行学术研究，无需属灵传统，那显然是错误的。这正是现代基督教的一大损失；但反过来说，基督教只要有属灵传统就可以了，无需学术研究，那也是一种极端看法。现代华人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反智主义。大家对修院有一种偏见，就是认为早期修院的修士都是不读书的，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偏见。其实，在大学开始以前，承担学术研究工作的就是在修道院。
从多方面来看，耶柔米实际上比奥古斯丁更具学术精神。他的语言功底比奥古斯丁更为扎实。虽然他的神学思想不如奥古斯丁深厚，但其学术追踪溯源的精神，以及语言功底，我认为远胜于奥古斯丁。中国教会需要奥古斯丁这样思想深厚的神学家，也需要像耶柔米那样通晓多门语言可以做翻译的译者。目前来看，中国教会更需要耶柔米这样的人出现，先把教父全集「西方人的四书五经」翻译过来，为出现“奥古斯丁”式的人物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