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2课 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2课: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5年01月24日),讲稿由阿甲整理而成,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斯斯
-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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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8章 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
二十世紀之二:正教和激進的無神論者
那些渴望見我的人要經歷苦難和失望。 ——《巴拿巴書信》七章2節
一、「對天堂的攻擊」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直到一九八八年俄羅斯基督教慶祝千年歷史,蘇聯的正教會一直在圍城的狀態下生存。在這七十年中,迫害的強度隨時空而不同,但是共產主義政權的基本態度始終不變:所有形式的宗教信仰都是谬误,需要被壓制和被消滅。用斯大林的話説:「黨在對待宗教時不能中立。它包含反對所有宗教偏見的反宗教斗争。」為了理解他的話的完全力量,必須記住在蘇維埃共產主義統治下,黨意味着國家,這是黨的全部宗旨和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正教徒和其他基督徒發現自從一九一七年以後,他們自己處於一個基督教歷史上不見先例的環境中。羅馬帝國雖然時不時地迫害基督徒,但它絕不是一個對宗教本身進行壓制的無神論政府。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國雖然是非基督徒的,但仍然崇拜一神,而且如我們之前所見,給予教會很大程度的寬容。
阿甲按:这里我保留看法。有可能是,希腊的东正教受到伊斯兰统治的时间不长。如果看被伊斯兰统治的叙利亚教会,埃塞尔比亚教会,亚美尼亚教会,还有科普特教会,他们在伊斯兰的统治下,长达上千年的时间。我们正确地说伊斯兰政权的一贯做法,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给你一定程度的宽容,但其政策,始终会抑制基督教的发展「所谓温水煮青蛙」,逐步将基督教边缘化,将基督徒群体变成少数,不断收紧,以至于可以针对基督徒进行灭绝行动。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迫害基督教的政权里面,哪个是迫害基督教最严重的政权?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其时段有限,难以持续」,而是伊斯兰政权,就是以伊斯兰为国教,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他们对基督教的迫害是最严重,最残酷,最长久「长达上千年的时间」,并且从来不会改变的。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有多大的“宽容”。
但是蘇維埃共産主義的基本原則決定了它致力於侵犯的和激進的無神論。它不滿足於在教會和國家之間做出中立的分離,而是尋求借助一切直接和非直接的手段,推關一切有組織的教會生活,並消滅一切宗教信仰。新掌權的布爾什維克急於實施他們的計劃。一九一八年的法規禁止教會進入教育體系,沒收了教會的全部財産。教會不再擁有任何權利,很簡單,它不是法人。蘇維埃憲法的條款逐漸變得更加嚴格。一九一八年的憲法准許「宗教宣傅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第十三條)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實施的《宗教團體法》中,就變為「宗教信仰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兩者的區別很重要;總之在理論上允許基督徒享有信仰自由,但不允許他們享有任何傳教的自由。教會僅僅被視為一個崇拜團體。原則上允許舉行宗教禮儀,實際上開放了一些教堂建築用於崇拜,特別是在一九四三年以後。在一九四三年以後,也允許教會維持一些機構用於訓練神父,並實施一套有限的出版計劃。但是除此以外,不能做其他事情。
換一種説法,主教和神職人員不能從事慈善和社會工作。嚴厲禁止探訪病人,不能在監獄、醫院或精神病院進行教牧工作。教區神父不能組織任何類型的青年團或任何學術團體。他們不能為兒童開設教義問答課程或主日學校。他們能夠給予信眾的唯一指導是教會禮拜時的佈道。(他們常常充分利用佈道:我能回憶起七十年代出席的禮儀活動,每次活動有四五個不同的佈道,會眾全神貫注地聽講,在結束時呼喊着感謝佈道者,我在西方佈道時很少有這樣的情況!)
神職人員不能建立教區圖書館,因為允許他們在教會保留的唯一圖書就是崇拜時使用的禱告書。他們沒有手冊發放給信眾,沒有信息材料,雖然這些都是基本的;甚至連《聖經》都十分罕見,要在黑市上以高價交易。最糟糕的是,所有神職人員,從主教到最低級的教區神父,履行神父職都需要國家的批准,受到秘密警察密切而無情的監管。神父佈道時説的每句話都被仔細留意。警惕而不友善的眼睛整天都緊盯着有誰為了洗禮、婚姻、告解或私人交談而去教堂找神父。
極權的共產主義國家充分動用所有形式的反宗教宣傳,而不給教會做出回應的權利。首先,所有學校都系統地進行無神論教育。教師們收到了這樣的命令:
蘇維埃教師必須接受黨的科學精神的指導,他不但有義務做個不信教的人,有義務做個在人群中積極宣使無神論的人,還有義務做個持有激進的無産階級無神論觀念的人。蘇維埃教師每時每地都必須爛熟而平靜地、機智而堅定地揭露和克服宗教偏見。
激進無神論者聯盟(League of Militant Atheists)在學校外開展了浩大的反宗教戰役,這個組織在一九四二年被一個侵犯性稍弱的組織取代,那個組織叫科學和政治知識宣傳協會 。通過共產主義青年團,無神論在年輕一代中得到了積極的宣傳。有多所宗教和無神論博物館,通常設在以前的教堂中,例如聖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Kazar Cathedral)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大街上舉行了具有粗野而冒犯特徵的反宗教遊行,特別是在復活節和聖誕節時。下面是一位目擊者的描述:
寂靜的大街上沒有抗議——多年的恐怖已經奏效——但是遇見這個骇人遊行的人幾乎都想辦法離開這條大街。我作為莫斯科嘉年華的一位目擊者,我本人可以证明,嘉年華中沒有一絲大眾的歡樂。遊行隊伍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它企圍製造歡笑或挑衅,但偶然目击這些的人毫無反應,一声不吭。
教堂不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被大規模地關閉,而且大批主教、神職人員、修士、修女和平信徒被遭送監獄和集中營。我們根本無法估算有多少人被處死或死於虐待。斯徒維(Nikita Struve)出具的殉教主教名單上有一百三十人,他甚至說這是「臨時和不完整的」。殉教神父的總數一定達到了上萬人。在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下,信教者當然不是遭受磨難的唯一群體,但他們遭受的磨難超出人們的想象。羅馬帝國的迫害遠不能與之相比。「撒旦從上帝那裏得到了燦爛的俄羅斯,殉教者的鮮血會將她染紅」,這是阿瓦昆主神父在十七世紀説的話,它在三百年後的共產主義統治下實現了。共產主義的宣傳和迫害給教會帶來甚麼影響?在許多地方,靈性生活令人驚嘆地復蘇了。世俗元素被清除,不真誠成員的負擔被解除,他們僅僅遵從外在的社會原因,真正的正教信仰者像被火淨化一般聚集在一起,用英雄主義和謙恭進行抵抗。一名俄羅斯移民寫道:「在信仰遭受試煉的所有地方,有大量的恩典湧出,那是最令人驚訝的奇蹟:聖像在惊诧的觀眾面前自我恢復;教堂的穹頂閃耀着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光 ……但是,所有這些很少被注意到。一般人幾乎對俄羅斯的光都不感興趣,那些看不見基督復活光輝的人,始終在評判被釘十字架和被埋葬的基督。」5無數的人會在迫害時期離開教會,這並不奇怪,因為這一直在發生,無疑還會再次發生。遠比這令人驚奇的是,有如此多的人仍然忠誠。
5, Lossky, (东部教會的神秘神學》 (The Mbstical Theology ofthe Easterm Church) 頁245—246 .洛斯基所說的驚奇的「聖像恢復」,已經在很多受共產主義統治的地方發生、灰暗和發生損毁的年久理像和壁畫,突然重新恢復新鮮明亮的顏色。
阿甲按: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如俄罗斯长久,充满了跌宕起伏,甚至苦难。然而,哪里苦难,逼迫多,上帝的恩典也多。纵观上千年的宣教史,就知道上帝真是爱中国。就像我博士的导师,劳曼教授的观点,其实中国文化里面,已经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和精神,只不过中国官方不承认这点,因为从六七世纪的唐代开始,上帝就持续派遣宣教士,只要条件允许,过来给中国人传福音,拯救了很多中国的灵魂。很多时候,我们看政治是黑暗的,因为中国上千年的政治史大体如此,就是政治要严格地控制宗教。有一次,我们在几个博士生在一起学叙利亚语,有一个说得很好,他说,君士坦丁是一个奇怪的帝王,因为他所有周边国家都是政治主导宗教的,但只有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最终造就了罗马和西方文明。其他伊朗,中国,当时的这些国家,都是政治主导宗教的。政治对宗教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宗教把控最严格的中国就更是如此了。唐代景教传了两百多年,也是“寺满百城”,最终会昌法难,把所有教堂都拆了,从此基督徒似乎就绝迹了。但只要政治环境稍微宽松,就会有大批宣教士涌入中国宣教。因此,大家看现有的政教关系,不要绝望,如果我们的眼目只盯着当下的情况,就不是凭着信心,而是凭着眼见看事物了。要相信主的大使命,要相信上帝爱中国。我们不要对政治抱任何幻想,而要对主的大使命,上帝的爱有充足的信心。即便几十年后,基督教像唐代景教一般“绝迹”了,但只要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上帝就持续派遣宣教士来中国。并且,中国文化并非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只是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和挖掘而言。
二、「凱撒的歸凱撒」:界限在哪裏?
在宗教迫害時期,有關的根本性原則通常是明確的,但是所有信徒應該採取的實際行動路線常常一點也不明確。主教、神父、平信徒同一個公開致力於廢除宗教的政權的合作能走多遠?在一九一七至一九八八年間,俄羅斯的正教基督徒對這個問題的許多回答是衝突的。從未生活在迫害之下的西方人,需要極為慎重地對那些俄羅斯人的行動做出道德評判。但是我們至少能夠注意到一些態度上的變化。
蘇聯的教會一國家關係可以分為五個主要階段:
(一) 1917—1925 :宗主教吉洪努力保留教會的自由。
(二) 1925—1943 :都主教塞吉烏斯尋求暫時妥協(modus vivendi)
(三) 1943—1959 :斯大林在戰後允許恢復宗教。
(四) 1959—1964:赫魯曉夫重新發動迫害。
(五) 1964—1988 :異己者運動出現並被鎮壓。
(一) 1917—1925
莫斯科宗主教聖吉洪最初採取堅決不妥協的態度對待布爾什維克。他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強烈谴责那些被他稱為「公開或偽裝的基督之敵」、「我們黑暗時期的不信神的統治者」,並將他們逐出教會。當時正在莫斯科開會的全俄宗教會議確認了這一遣責,其後也未推翻它。宗主教在一九一八年晚期公開遣責殺害皇帝尼古拉二世,稱之為可恥的罪行,並説: 「凡是不遣責它的人會也沾着他的血。」當共產主義者準備慶祝十月革命一周年時,他號召他們停止「迫害和毁灭无辜者」。那時除了他沒人有勇氣公開發出自己的聲音為正義和人權説話。但是,吉洪同時也避免在任何純粹政治性的問題中偏坦哪一方,並且拒絕祝福克里米亞(Crimea)的白軍將領丹尼金(Denikin)將軍。共產主義者自然對吉洪的立場不滿,決心採取措施挫败他的抵抗。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到一九二三年六月期間,他被關在監獄中,在那裏被勸説把教會控制權轉交給一群已婚神父6,
6,在正教會中,主教必须是修士。
這群他不認識的人正在同共產主義政權進行合作。這一群體被稱為「更新者」或「生活教會」,他們發起了一場大扫除式的教會改革計劃,包括引入已婚主教。儘管許多改革項目本身不招人反對,但這場運動在開始時就妥協了,因為它同無神論政權進行合作。吉洪一認識到它的真正實質,馬上就同它脱離關係。它在開始時取得了成功,不久以後就失去了信眾的支持,共產主義者因此也不再對它感興趣。一九二六年以後,生活教會及其分支不再具有任何重大影響力,二戰期間全部解散。布爾什維克掌管教會的首次嘗試被證實
是一個惨敗。
聖吉洪被關押期間承受了甚麼壓力,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從獄中出來,語氣就比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時更具調和性了。他於一九二三年獲釋前不久發表的「懺悔」 ,於死亡那天簽署的「願望」(人們對其真實性有爭議) ,這種語氣顯而易見。然而,他仍然盡力採取中立的、非政治的立場,這會維護教會的內部自由。他在一九二三年這樣寫道:
俄羅斯正教會是非政治的,因此既不需要紅色教會,也不需要白色教會,它應該是一個大公使徒教會,任何一方將教會接入政治斗爭的所有企圖都應該遭受抛棄,並受到遣責。
聖吉洪突然在神秘的情況下去世。他無疑是信仰的守道者,很有可能還是殉道者。
(二) 1925—1943
吉洪認識到在自己去世後,宗教會議不可能像一九一七年那樣自由地召集和選舉出新宗主教。於是,他自行選定自己的接班人,任命三位宗主教權的「監護人」 (locum tenentes) :都主教西里爾、亞佳桑格爾(Agathangel)和彼得。在吉洪去世時,前兩位正在監獄中,所以克鲁蒂兹(krutitsy)都主教彼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成為宗主教權的監護人。彼得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在那裏渡過餘生,直到一九三六年去世。彼得被捕後,下諾夫歌羅德(Nizhni—Novgorod)都主教塞吉烏斯(Stragorodsky, 1867—1944)掌握了領導權,他有一個不尋常的頭衡「監護人代表」。塞吉烏斯曾在一九二二年加入生活教會,但在一九二四年順服吉洪,後者恢復了他以前的職位。
塞吉烏斯起初延續了吉洪擔任宗主教晚期時的政策。他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發表的聲明中,雖然強調教會尊敬蘇聯的法律,但卻説不能指望主教採取任何特殊行動來證明他們的忠誠。他繼續説:「我們不能接受監視我們宗教同行的政治傾向的任務。」這其實要求在教會和國家之間做出真正的分離:塞吉鳥斯想要讓教會遠離政治,因此拒絕使教會成為蘇維埃政策的代理人。在同一宣言中,他也公開説基督教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着不相容和「矛盾」。「我們不承諾向不可妥協的事物妥協,不承諾
假装使我们的信仰服从共产主義,從宗教的觀點來看,我們仍然是我们之所是,既传统教會的成員。」
一九二七年是俄羅斯的國家——教會關係至關重要的年,塞吉烏斯在這年改變了立場。一九二七年三月期間,他被關押在監獄裏。我們不知道他在獄中承受了甚麼樣的壓力。出狱后,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發表了一份新聲明,同前一年的聲明明顯不同。他這次沒有説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矛盾」,他不再要求在教會和國家之間做出分離,而是儘可能緊密地把兩者結合起來:
我們希望做正教徒,同時也認識到蘇聯是我們的世俗祖國,它的歡樂和成功就是我們的歡樂和成功,它的失敗就是我們的失敗。我們認為對蘇聯的所有抨击……就是對我們的抨擊。
塞吉烏斯在一九二六年拒絕監視他的宗教界同行的政治傾向,但是他現在要求國外的神職人員寫「一份完全忠於蘇維埃政府的保證書」。7
7.關於塞吉岛斯的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聲明的全文,見Mathew Spinka (维埃俄量斯的教育) (TheChurchin Sovier Russia, New Yor, 156 157-165)
一九二七年的這份聲明給俄羅斯內外的許多正教徒帶來沉重的壓力。塞吉烏斯似乎以一種吉洪從未有過的方式使教會妥協。他使教會同一個全心致力於消除所有宗教的政府緊密結合,似乎當試做他在一九二六年拒絕做的事情:向不可妥協的事物妥協。無神論的勝利無疑會是蘇維埃政府的快樂和成功,但它也會是教會的快樂和成功嗎?激進無神論者聯盟的解體會是對共產主義政府的打擊,但卻不會是對教會的打擊。國外的許多俄羅斯神職人員現在已經成為其他國家的公民,怎麼能指望他們在完全忠實於蘇維埃政府的保證書上簽字?一點也不奇怪,卡爾洛夫兹(Karlovtsy)會議(代表流放的俄羅斯主教)的領袖安東尼都主教用《哥林多後書>六章14—15節回應塞吉烏斯:「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基唇和彼列有甚麼相和?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他繼續説:「教會不能保佑反基督教的,無神論的政治。」塞吉鳥斯一九二七年的聲明導致卡爾洛夫兹會議和莫斯科教會權威之間最終分裂。自那時起,流放會議就罐責它所謂的「塞吉烏斯主義」,也就是説教會向無神論政府投降。巴黎的伊弗洛基(Evlogy)都主教是西歐的大主教,他起初想要服從塞吉烏斯的要求,但是也在一九三0年以後發現不可能同莫斯科教會維持直接聯繫。
塞吉烏斯的政策也在俄羅斯國內遭到大規模的反對。許多人回憶起他曾經是生活教會的支持者,他們認為他現在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執行同樣的通敵政策。共產主義者通過改華運動掌握教會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在塞吉烏斯的幫助下,他們的第二次嘗試現在似乎成功了。如果塞吉烏斯在一九二七年召集他的所有主教開會——當然,當時的條件不允——許多數人會否支持他,就非常值得懷疑。有傳言説甚至连宗主教权的监护人,彼得都主教也反对一九二七年宣言,但是不能確定。彼得格勒(Petrograd)都主教約瑟夫和許多高級管理人員,強烈反對塞吉鳥斯的政策,同他斷絕了一切關係。
雖然約瑟夫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很快被清除出舞台,在監禁中去世,但他們發起的運動轉入了地下,繼續存在。一個「墓穴教會」成立了,主教和神父秘密地工作,同塞吉烏斯的官方教會沒有任何關聯。謝爾普霍(Serpukhov)的馬克西姆斯(Shishilenko)主教在建立這個秘密教會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曾經是宗主教吉洪的私人醫生,並且聲稱如果共產主義者的壓力變得不能忍受,吉洪希望教會轉入地下。墓穴教會——説「墓穴基督徒」更加準確,因為不清楚這個組織的獨立統一程度——持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儘管成員人數有限。有時它也被稱為「真正的正教會」。
可是,有一些俄羅斯正教徒支持塞吉烏斯都主教的政策。他們認為他是在真誠尋求保衛教會他們為他的行動辯解,認為那是「必要的罪」,為了拯救他的信眾免遭毀滅,他謙卑地使自己承擔説謊的「殉教」。他確實需要説許多謊話。例如,他在三十年代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聲稱蘇聯從未有過任何宗教迫害。對於許多俄羅斯國和國外的人來説,這似乎殘忍地否認俄羅斯的新殉教者為了基督遭受磨難。對於塞吉烏斯行為的評價,俄羅斯正教會的成員直到今天還有很深的分歧。
塞吉烏斯在一九二七年的讓步最初幾乎沒給教會帶來甚麼表面好處。教堂的關閉和神父的清理在三十年代絲毫未减。一九三九年二戰爆發時,教會的外部結構幾乎消失殆盡。仍然被允許發揮作用的主教大約只有四名,全俄羅斯開放的教堂數量大概不超過幾百所,所有神學學校和所有修道院早已被關閉。對於俄羅斯教會來説,這是一個黑暗時刻,但是令人震驚的變化將要到來。戰爭的新發展轉變了整個形勢。
(三)1943-1959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德國入侵俄羅斯,塞吉烏斯都主教等不得事態繼續發展,就在同一天發表教牧書信,號召正教基督徒奮起保衛他們受威脅的國家·莫斯科宗主教區自那以後堅定不移地支持戰事,教會領袖看到,他們不是為共產主義而戰,而是為他們的祖國而戰。同時,德國人在他們佔領的俄羅斯領土上允許恢復宗教生活。這場復興是直接的自發的和密集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各地的教會重新開放,發生在普斯科夫主教教區的復興
特别具有活力,它的領導者是年輕的都主教塞吉烏斯(Voskesensky1899-1944)。9二十年的壓迫沒有摧毀人們的信仰,這非常清楚。
9.Struve《當代俄羅斯的基督徒》( Christians in Contemporary Russia),页68-73
不能把 Sergius Voskresensky和宗主教權的監護人 Sergius Stragorodsky相混淆。
斯大林在同德國人作戰時承受極其巨大的壓力,他明智地對受他統治的基督徒做出一些讓步。信徒顯然構成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斯大林想要贏得戰爭,就需要每個俄羅斯人的幫助。為了感謝塞吉烏斯和神職人員們的支持——他無疑也知道要和德國人一樣慷慨——他放鬆了對教會的壓力。
阿甲按:目前介绍杨凤岗研究的《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理论》。他社会宗教学视角,研究中国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间的中国的基督教。他最后总结出三色理论,一个是红色,红色,就是跟共产主义比较密切的团体,现在的爱国委员会,三自教会就是这一类;另一个是黑色,黑色是被政府打压的,非法的,或者说他们说的邪教,还有一个是灰色,即处于两种颜色之间,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他的总结就是:无论一个政权如何迫害宗教,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对永生的盼望,是无法消灭的。政府对宗教的态度只是决定了这三种颜色的多少比例而已。如果政府对宗教比较宽容,那可能红色的和灰色的比较多,黑色的比较少;如果政府对宗教比较打压,那么可能灰色和黑色的就更多一些。政府不可能消灭宗教,因为人心有这个需要,自古以来就有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没有宗教的,就是这样子。关于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简单的找到一个规律。首先,中国政府不可能消灭宗教;其次,我们看到,只要政府允许,就会有宣教士过来给中国人宣教,在唐代是丝绸之路,通过敦煌,吐鲁番地区进来;在明清时期是通过海路进来,他们过来传福音了,建立教会,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但基督教早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自古是一个政治主导宗教,政治高于宗教的国家。它持续政主教随的政策才是“正常的”,它出现一位君士坦丁式的人物,承认在政权之上的天国是很“不正常的”「那只能是上帝的作为」。我们要知道,唐代只是允许景教传播,而政权没有成为景教的赞助人和支持者,更不用谈国教了。“国教”的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唐代是对宗教把控最严格的时期,若有神职人员出现,需要得到政府承认,发个牒才能正式运作「这点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最初的讓步很小,但是斯大林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四日將塞吉烏斯和其他兩位都主教召到面前,允許選舉出一位新宗主教。由十九名主教組成的溫和會議在三天後推舉了塞吉烏斯。塞吉烏斯已經年邁,於來年去世。列寧格勒的阿歷克斯(Alexis,1877-1970)都主教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當選宗主教,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就堅定地支持塞吉烏斯。
允許恢復宗主教區不是第一步。斯大林在戰後立即允許複建教堂。根據莫斯科宗主教區發佈的統計數字,截止到一九四七年,開放的教堂數量已經上升到二萬多所,大約有六十七所修道院運營,還有兩所神學學院和八所神學院。這同三十年代晚期的情況完全不同。有人認為教會生活在戰後的復興,是對塞吉烏斯一九二七年以來政策的身後證實。但這是一個錯誤的結論。挽救教會的不是塞吉烏斯的領導,而是
戰爭這一歷史事件,更為根本的是俄羅斯信眾持久的信仰。
阿甲按:我这里赞同维尔主教的判断,是战争导致斯大林对宗教有所放松,而不是教会的“配合”导致的。纵观历史,宗教政策的改变往往伴随着战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其他国家的压力和敌友关系等等,在多数情况下,一个政权在没有以上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基本的宗教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的政教关系就经历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和现在这三个阶段,这种政教关系的改变「当然不是根本性的」都伴随着国家社会经济民生方面的巨大动荡,而其中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教关系是相对宽松的阶段。
可是,斯大林的寬容也有限制。除了進行教會禮拜和訓練未來神父,不允許教會做任何事情。它不能開展任何社會活動,青年工作和對兒童進行宗教教育。蘇維埃政府繼續視宗教為敵人,要通過所有形式的宣傳與它戰鬥,而不允許教會做出任何回擊。秘密警察全盤介入教會的内部生活。除此而外,為了回報有限的寬容,要求教會領袖「忠誠於」政府。這意味着他們不能對蘇維埃當權者做出任何批評,還意味着要求他們在家中,特是在國外更積極地支持共產主義政策。反宗教法律無一被廢除,當權者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恢復積極的迫害,只要他們認為迫害有用。
(四)1959-1964
斯大林直到一九五三年去世時一直維持戰後的狀況。在整個共產主義時期中,他的最後八年統治(1945-1953)時期是對俄羅斯教會最有利的時期。但是由於赫魯曉夫在其他方面的自由化,他在一九五九年對教會發起了一場大進攻,顯出了更為無情的一面·借助編造的「罪名」,主教、神父修士和修女受到審判並被關進監獄,各地的神職人員都廣受侵擾和某些身體暴力。教堂大量關閉,總數下降到大約七千所,損失了三分之二。神學院從八所減少到三所,運營修道院的數量從六十七所減少到二十一所。教會對青年人的工作受到更加嚴厲的限制:神父常常被禁止同兒童共契,便衣警察在教堂門口將帶着年輕家庭成員做禮拜的父母遣返回去。特別是由於俄羅斯的教會當權者沒有做出公開反抗,西方人往往忽視這次迫害的內容。當教會當權者在西方的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或布拉格和平會議(Prague Peace Conference)等論壇上講話時,他們假裝教會——國家關係全部「正常」。隨着赫魯曉夫的下台,反宗教的戰役突然停止了,但是不允許教會彌補它之前遭受的失。
阿甲按:关于基督教是洋教,不是非基运动以后才有的。早在此前佛道就用“外道”来形容景教了。这种排斥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以后,到会昌法难时期就凸显出来了。我们现在以为的中国是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国,而不是之前的。研究隋唐的学者们似乎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政治政策对宗教的影响是深远的,唐代景教之所以消亡,我觉得主要还是政治的原因,因为会昌法难时,拆毁了所有三夷教的宗教建筑,赶走了所有外籍的神职人员,会昌法难之后,为佛教平反了,但其他三夷教却没有平反,因此,三夷教无法合法的继续存在下来。于是当年这些基督徒就去了现今的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原因很简单,那里的政教政策允许它们呆着,各种宗教是可以共存的。
(五)1964-1988
就正式的教會一國家關係而言,這是一段外表平静的時期。國家通過克格勃(KGB)和其他手段續密切監督教會,在共產主義當權者許可的狹窄範圍内,莫斯科宗主教區的領導繼續儘最大可能開展工作。假如當時莫斯科宗主教區的領導更加有力更能叫喊——就像俄羅斯當時許多傑出的浸信會教徒那樣——國家難道不會對教會做出更大讓步嗎?教會領導階層需要一直這樣順服嗎?
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不僅西方觀察家,而且還有蘇聯的正教基督徒,都開始越來越多地提出這些問題。在共產主義治下的教會——國家關係第五階段,這恰恰構成了最突出的新發展。雖然領導保持沉默,但是其他人沒有如此。俄羅斯的正教會部出現了異見者運動,它公開抗議國家介入教會部生活。抗議者沒有得到宗主教和神聖會議的任何鼓勵,儘管如此,他們的成員數量穩步增長。
正教異見者的第一位著名人物是克拉斯諾夫-維丁(Anatoly Krasnov-Levitin-),他自一九五八年以後不斷寫作「地下」(samizdat)10文章,記述宗教迫害和信徒的遭遇。
10.沒有正式發表的文章,但打印稿或手稿在秘密地流传。
平信徒塔蘭托夫(Boris Talantov)彙編了類似的記述,他死於勞動。埃什里曼神父(Fr Nicolas Eshliman)和亞庫寧神父(FrGIcbYakunin))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給宗主教阿萊克斯寫了一封公開信,這是宗教異見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獻。他們詳細提到教會受到共產主義當權者的種種壓迫和缺乏反抗,甚至提到教會當權者表面的合作。他們呼籲宗主教行動起來:「遭受磨難的教會帶着希望求助於你。你已經被賜予大主教的權力。你擁有宗主教的力量,用一個詞結束這無法無天。去做吧!」11
宗主教的唯一回應是暫停兩位神父的職務,這令人悲哀,但也許是可以預料的。但是這封信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激發其他信徒表達他們長久備受壓抑的情緒。最終,教會似乎擺脱了覆蓋在它之上的侵犯和半真理的壓迫之網。埃什里曼神父和亞庫甯神父的榜樣所鼓舞的一個例子是小說家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他在一九七二年寫了一封有力的「齋戒信」給阿歷克斯的繼承人,宗主教皮曼(Pimen,1910-1990),他在信中強調了教會現今的困境所具有的悲慘和諷刺:甚麼理由可以使人們相信,在無神論者的指引之下,保存教會的精神和肉體的最佳方法就是毀滅它?拯救它是為了誰?顯然不是為了基督。通過甚麼手段保存它?通過錯誤?但是在錯誤之後,用誰的手行聖事?他自己解決教會問題的方法在於一個詞「犧牲」:「雖然教會的一切物質力量被剝奪殆盡,但是教會始終在犧牲中取勝。」12
11. Ellis(俄羅斯正教:當代史)(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Contemporary History),两位神父高了第二封信,致以最高蘇維埃常委會主席波德戈爾内(Podgorny)
12.同上,页304
基督教保衛信徒權利委員會在一九七六年成立,它旨在幫助正教徒和非正教信徒。委員會的建立同它與赫爾辛基監督組織(Helsinki Monitoring Group)的密切合作有關,後者處理一般的人權侵犯事件。基督教異見者認識到自由不可分割,他們尋求同更大的異見運動一起開展建設性工作。基督教研討會也對宗教迫害做出了重要抗議·它是為年輕的俄羅斯正教徒知識分子建立的一個非正式研究團體由奧格羅德尼科夫(Alexander Ogorodnikov)在一九七四年建立,他於一九七八年被捕,其後的領導者是瑞格爾森(Lev Regelson)。俄羅斯女性主義運動於一九七九年在列寧格勒開始,它包括許多正教信徒,例如戈瑞奇瓦(Tatiana Goricheva)。
自從一九七六年以後,共產主義當權者愈加嚴厲地回應異見運動,到一九八0年時,大多數正教徒成員領袖受到壓制。有些人被送往勞動營和被流放,有些人的名聲被克格勃以各種方式搞壞形勢普遍令人失望,超過十年的公眾異見似乎沒有改變教會和無神論國家的基本關係。教會沒有擺脱共產主義者的干涉獲得自由,在不久的將來似乎也沒有這種可能,就政府和莫斯科宗主教區的領導者而言,它是「一如既往的事情」。
同所有人的預料相反,一場急劇而根本的變化發生了。在過去七十年中似乎全能的共產主義政權,像紙牌搭的房子一樣坍塌了。
三、飽受困擾的復興
戈爾巴喬夫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成為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在七年後的一九九二年初,戈爾巴喬夫不再掌權,蘇聯不復存在。由於他所倡導的「公開」和「重構」政策,俄羅斯教會發現自己突然從一九一七年以來削弱其生命的一切壓迫手段中解放出來。教會沒有恢復過去在沙皇統治下享有的特權地位,但它最終獲得了根本的自由。可是,「根本」的含義仍然需要被限定,因為地方政府官員的阻撓,甚至克格勃的恐嚇仍然繼續。畢竟,大多數為共產主義工作的人仍然在職,特别是在中層和低層管理機構中。始終一夜之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立法層面。一九九0至一九九一年間,所有曾經屬於蘇聯的地方幾乎都實施了新的規定,取消了最初在一九二九年實施的《宗教團體法》。教會和國家現在第一次實現了真正而名副其實的分離。國家不再提倡無神論。正教會和其他宗教團體被確認為法人,有權利擁有財產。可是,關於開放教堂的一些限制仍然存在,因為它需要經過世俗當權者的同意·教會現在自由地從事社會和慈善工作,能夠在醫院和監獄舉行禮拜。允許傳教活動。允許青年團體和聖經學習小組.教會能夠出版宗教書籍,能夠在兒童中開展宗教教育,事實上,能夠在國家機構中開展宗教教育。
可是,如果法律只是一紙空文,沒有貫徹落實,它就沒有價值。自從一九八八年以後,已經允許教會做法律許可的大部分事情。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間,俄羅斯正教能夠在重建外部結構方面邁出重要的第一步。下文的列表反映了教會在過去七十年中的變化:二戰前幾乎全盤覆沒;戰後立即復興;損失慘重(主要因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間的迫害);一九八八年以後迅速複建(雖然此時的教會和神父比一九四七年少)。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間,教堂以每週三十所的速度開放,國家歸還了許多歷史上著名的修道院,培養未來神職人員的教育機構也得到擴張。
但是如果説現在一切良好就大錯特錯了。前蘇聯的政治和經濟情況在那時高度不穩定,未來仍不確定,教會面臨難以克服的問題。國家歸還的教堂建築和修道院處於驚人的荒廢狀態之中,維修費用達到教堂財政的極限。根據各種流傳説法,宗主教區的中央行政實際破產了,地方宗教團體傾盡全力提供捐贈,但是俄羅斯處於經濟危機之中,他們的傾盡所有只是杯水車薪·新教區的不斷建立使現有神職人員處於極度緊張之中,即使在一九八八年以前,他們的超負荷工作就已經很嚴重,現在則根本沒有時間走動。教會在近期至少需要七千多名神父。人們常常抱怨神學學校的課程狹隘而過1時,不能使神職人員適應擺在他們面前的急劇變化的教牧新形勢。儘管西方幫助提供宗教圖書,但數量少得可憐,不能滿足需要。教會在過去七十年中不能從事社會和慈善工作,雖然現在各地的大門敞開了——大部分國家醫院和老年之家急切歡迎信眾提供自願幫助——教會當權者在這一領域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組織青年工作或對兒童開展宗教教育方面,他們同樣沒有經驗。他們必須從零開始。
Institution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 1914 | 1939 | 1947 | 1988 | 1996 |
---|---|---|---|---|---|
Churches | 54,174 | Some 1,000 | Some 1,000 | 6,893 | Over 17,000 |
Priests and deacons | 51,105 | None | None | 7,397 | About 13,000 |
Monasteries | 1,025 | None | None | 67 | 337 |
(for both men and women) | |||||
Monks and nuns | 94,629 | 4 | 2 | 2 | 3 |
Theological academies | 4 | None | 2 | 2 | 3 |
Seminaries | 57 | 8 | 2 | 2 | 3 |
Pre-theological schools | 185 | Forbidden by law | Forbidden by law | 3 | About 50 |
Students | ? | 2 | 1,190 | 2,000 | ? |
Parochial schools | 37,528 | Forbidden by law | Forbidden by law | 3 | About 50 |
Homes for the aged | 1,113 | 291 | |||
Hospitals | 344 | 497 | |||
Parish libraries | 34,497 |
這還不是全部。在現今的多元主義社會,教會面臨着不那麼確定但同重大的難題。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俄羅斯正教以悖論性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國家教會」,它受當權者壓迫的同時也受其保護。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了。羅馬天主教和新教現在自由地在俄羅斯開展傳教工作。正教徒對此感到憤怒,視之為入侵,但無力阻止。其他所有類型的宗教或偏宗教運動——印度教克里須那派(Hare Krishna)神秘主義(occultism)甚至明顯的邪恶邪教——都為急切尋求生命意義,但不知道轉向哪裏的困惑的俄羅斯民眾提供其獨特的靈修方式。俄羅斯正教必須在後共產主義時代面對來自各個方面的競爭。
紛擾還有其他原因。克格勃組織仍然存活,或多或少完整無損,它的許多元素與宗教相敵對。精力充沛和見解獨立的米恩神父(Fr Alexander Men,1935-1990)被殘忍地謀殺,很多人相信這是秘密警察唆使的。教會本身也有罪惡的成分。具有強烈民族主義的正教組織「記憶」(Pamyat)中有一些活躍的神父,他們多多少少是公開的反猶主義者。雖然反猶主義受到主教領袖的強烈譴責,但繼續得到很多民眾的支持。不幸的是,不僅俄羅斯的正教會,其他正教教會也有同樣的問题。
現今的教會領導層能夠多麼有力地應付這些問題?它的道德權威有點受到污損。隨着克格勃檔案在一九九二年的公開,許多平信徒震驚地發現在共產主義統治下,一些主教和秘密警察的合作程度。平信徒也感覺到主教的活動在蘇維埃時期受到嚴格監督,在那時獲得主教職的主教全都在新形勢下過於被動,現在缺乏知識和想象力抓住擺在他們面前的機會。但這樣的情況不適用於一些教會領袖,如斯摩棱斯克都主教基里爾(Metropolitan Kyrill of Smolensk)和伊爾庫茨克的大主教克里索斯頓(Archbishop Chrysostom of Irkutsk)對於現今的宗主教阿歷克斯二世(1990年當選)和共產主義當權者在過去的合作,人們有不同的意見,但是總體上認為他在作教區主教處理同蘇維埃政府的關係時,顯示出堅定和獨立。在他的領導下,主教團在一九九二年第一次將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受難的新殉教者封為聖徒。對於俄羅斯正教來説,這是具有重要靈性意義的一步。三位聖徒被特別封聖:第一位是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弟媳,大公夫人伊麗莎白,她的丈夫一九0五年被恐怖主義者刺殺,她在丈夫死後成為修女,一九一八年被布爾什維克殺害;第二位是一九一八年被暗殺的基輔都主教弗拉基米爾;第三位是在一九二二年的一場公開審訊場合被槍殺的彼得格勒都主教本傑明
(Benjamin)。
困擾俄羅斯正教的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是東儀天主教的復興。在一五九六年通過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聯盟建立的,人數達三百五十萬的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於一九四六年重新歸入俄羅斯正教會而消失了。雖然肯定有一些烏克蘭天主教徒是自願回歸正教,但是大多數人希望保持原樣,同羅馬教廷結盟。沒有一位烏克蘭主教贊同回返,他們都被逮捕,大多數死於監獄或流放中。由於直接強迫和警察恐怖主義,許多神職人員和平信徒選擇表面上服從正教會,内在仍然堅持天主教信仰;其他人寧可轉入地下。莫斯科宗主教區的領導層默許斯大林和無神論當權者迫害基督徒,這使他們處於一種不討喜的模棱兩可的情形中。毫無疑問,任何基督徒都絕不能支持針對其他基督徒良知而施加的暴力行為,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希臘天主教徒在二戰後的命運,也許是莫斯科宗主教區同共產主義的合謀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
雖然東儀天主教主義被趕入地下,但沒有被消滅。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政策的成果之一,是烏克蘭的希臘天主教會在一九八九年底再度獲得合法化。到一九八七年時已經非常明顯,希臘天主教徒將重新從地下墓穴中走出來,恢復曾經屬於他們而現在由俄羅斯掌握的教會。若是莫斯科宗主教區主動倡導和平協商的方法,它將贏得無限的道德權威,接下來的許多痛苦將得以避免。遺憾的是他們沒有採取主動。烏克蘭天主教會領袖柳巴奇夫斯基樞機主教( Myroslav Lubachivsky)在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年兩次通過口頭和書信方式聯絡莫斯科宗主教區,建議正教和天主教雙方應該做出公開而正式的互相寬恕的姿態,但是莫斯科宗主教區沒有做出回應。可以理解沉默多麼傷害希臘天主教徒的感情。時機被錯過了。在一九八九年以後,圍繞教會建築的所有權問題,出現了激烈的地方性爭端,並常常以暴力為標誌。雙方的情緒都被挑動起來,和解很緩慢。
伴隨烏克蘭的正教徒和希臘天主教徒關係問題一起出現,並同它緊密相連的,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問題。烏克蘭現在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大多數烏克蘭正教徒希望他們的教會也獨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教會實際上在革命後成立了。在一九二一年基辅的一次會議上,代表們——沒有一位正教高級神職人員會參加獨立運動——決定自己創辦一個沒有任何祝聖主教的烏克蘭主教團。這個「自我祝聖的」烏克蘭聖統制如同其名,從未被其餘的正教會承認,可是,烏克蘭獨立教會興盛了一段時間,擁有二十六名主教,二千五百名神父和兩千個教區,但在三十年代遭到斯大林的清算。
它在二戰時德國人的佔領下復興了,這次的主教擁有使徒統續但是在戰後又一次遭到斯大林的鎮壓。烏克蘭獨立教會在一九八九年再度復興,得到了一位退休的主教,莫斯科宗主教約翰(Bodnarchuk)的支持。
到九十年代中期,烏克蘭的教會情形變得極為混亂。希臘天主教徒已經設立了二千七百個教區,烏克蘭獨立正教會現在分裂成兩部分(兩者互不承認),擁有一千五百個教區;正教的主體——在莫斯科宗主教區的裁决下,形成一個獨立的地方教會——擁有大約五千五百個教區。對於正教一方來説,唯一的長期解決方法似乎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烏克蘭獨立教會,這需要莫斯科宗主教區和普世宗主教區的認可,因為烏克蘭在一六八六年以前就歸普世宗主教區管轄。但是這對莫斯科宗主教區的處境至關重要,因為在戰後時期,整個蘇聯所有開放的教會,至少有三分之二位於烏克蘭,約有百分
之七十的神學院學生是烏克蘭人。對於前蘇聯各地的正教徒來説,這是一個充滿偉大希望的時期,也是一個令人焦頭爛額的時期。
四、東歐:不同的景象
希望和焦慮:同样的詞語也適於描述其他七個曾受共產主義統治的正教國家的當前狀況。除了格魯吉亞教會,他們的共產主義經驗都比俄羅斯正教的短暫——四十年而不是七十年。二戰後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沿用了與蘇聯相同的一般原则。教會不進行社會和慈善工作。在大多數情況下,教會除了培養神父以外,被禁止從事教育活動,教會權威要維護政府;半政治的「神父協會」在共產主義資助下形成,神父通常必須發誓效忠共產主義政權。被逮捕者的人數和教堂被關閉的程度隨國家的不同而不同。
阿巴尼亚教會的情况最糟糕,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區在一九三七年赋予它以獨立地位。霍查政府在一九六七年宣佈阿爾巴尼亞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無神論政府:各地的崇拜儀式都被終止,所有可見的宗教信仰之表達都被消除。正教徒、羅馬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都受到同様嚴厲的壓制。阿爾巴尼亞正教會最後一位首席主教達米安(Damian)大主教,在一九七三年死於獄中。當宗教開始在一九九一年從地下出現時,根本沒有一位正教主教活着,倖存的正教神父不到二十人,其中一半的人老到無法主持宗教儀式。現在教會重新開放,新的神職人員被祝聖,一所小型神學學校開放了。阿納斯塔西斯大主教(Anastasios Yannoulatos)在一九九一年被任命為阿爾巴尼亞教會的領袖,他是希臘人,曾經在東非做傅教。他宣布一旦找到合的阿爾巴尼亞候選人,他就將辭職。
另一個極端是羅馬尼亞教會,它的外在結構在共產主義統治下保存得最好。當共產主義者在一九四八年掌權時,所有教會幾乎都沒被關閉。羅馬尼亞宗主教區保留了它的神學學院,能夠大規模地出版期刊和書籍。這種有利的情形部分歸功於宗主教查士丁尼(Justinian,1948-1977年在位)維持了同新統治者的良好關係。他參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程度時常令人吃驚,但他是虔敬的神父,受到他的正教信眾的尊敬和愛戴。在整個共產主義時期,羅馬尼亞的神職人員人數持續增長,許多新教堂被開放。在查士丁尼的鼓勵下,修道有了顯著的復興,它建立在最好的靜修主義統之上,重點是耶穌禱告。聖派西·威力克夫斯基的精神活在今天的羅馬尼亞,還有一些傑出的「長老」,例如斯哈斯特利亞的克里奥帕斯神父(Fr Cleopas of Sihastria)。在一九四六年,《慕善集》的一個版本開始出現,發行者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羅馬尼亞神學家斯坦尼勞( Fr Dumitru Staniloae,1903-1993)。這本書不僅是從希臘文翻譯而來的譯本,還包括導讀和取自於西方批判性研究的注釋,更展現出對正教靈修的良好理解。一九九0年,羅馬尼亞版《慕善集》出了第十一版。
阿甲按:罗马尼亚《爱神集》版本跟希腊的不一样的。圣尼哥底母编辑时,他主要选取了4-15世纪,被修士们忽视的版本,放到里面,对于那些比较流行的手稿,比如天梯约翰,叙利亚的圣以撒等的著作,就没有纳入,那是因为这些手稿很多,几乎每个修院都有。而他收集的灵修著作,按他在序言历说的,几乎放在那里被虫子咬,没人看了。换句话说,再不出版就被人们遗忘了。而罗马尼亚本现在1990年的是11册了。到现在有20册了。因为罗马尼亚的版本加入了尼哥底母之后不少的灵修著作,只要是有关静修主义和心祷的著作,都会考虑收录其中。所以,罗马尼亚和希腊「尤其是圣山阿索斯」代表着欧洲灵修的高峰,如果大家有机会欢迎去这两个国家朝圣。
可是,羅馬尼亞教會也不得不面對迫害,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包括斯坦尼勞在的許多神父修士和修女被關進監獄。齊奧賽斯庫在晚年關閉丶毁壞了無數教堂
羅馬尼亞正教曾經享有的相對寬容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教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這意味着當齊奧賽斯庫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下台時,由於教會同討厭的政權合作,它的道德權威受到嚴重損害。宗主教泰奧克蒂斯(Teoctist,1986年當選)認為在一九九0年一月辭職是正確的,但是神聖會議在來年的四月恢復了他的職位。然而,羅馬尼亞教會未來的領導權必定要依靠共產主義結束以後的
年輕主教,例如摩爾達維亞( Moldavia)的丹尼爾(Daniel Cibotea)都主教.
直到一九四八年為止,羅馬尼亞境內有大量的希臘天主教徒,人數達到一百五十萬,但是他們在一九四八年被迫同正教會重新聯合,就像他們在烏克蘭的兄弟姐妹那樣。他們在一九九0年以後重新出現,尋求恢復他們的教會財產,就像在烏克蘭那樣,在羅馬尼亞也產生了很大的對立和怨恨。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塞爾維亞教會,不像羅馬尼亞教會那樣繁榮,但它保留了更大的在獨立性。它的禮拜參與活動遜於羅馬尼亞教會,許多地方缺少神父,但是為受聖職而受訓的學生數量現在比三十年代多出不少。塞爾維亞缺少修士,但是同希臘一樣出現了女子修道主義的復興。共產主義者尋求通過分割的方法削弱塞爾維亞教會,這鼓勵一個分裂的馬其頓教會在一九六七年建立。它視自身為獨立教會,但尚未得到其他任何正教會的承認。
塞爾維亞教會在二十世紀湧現出無數的殉教者。一些人在共產主義者那裏蒙難,但是更多的人被二戰時聲名狼藉的克羅地亞法西斯政府殺害,而政府領導者是烏斯塔莎(Ustashi)领袖巴維利契(Ante Pavelich),他聲稱得到了羅馬天主教會的祝福。克羅地亞和南斯拉夫的其餘部分在戰爭年代有二十一位正教主教,其中五位被謀殺,兩位被毆打致死,兩位死於拘禁中,五位被關進監獄或被驅逐出其教區;四分之一的正教神父被殺害,大約一半被投入獄中。在克羅地亞,一半塞爾維亞人死去,許多正教徒被槍迫着「皈依」羅馬天主教。當一個獨立的克羅地亞再度於一九九一年成立,並馬上對其領土上的塞爾維亞正教會和神職人員進行壓迫時,上面那段記憶仍然留在塞爾維亞人的心中。但使人感到光榮的是,由受人尊敬的宗主教帕夫勒(Pavle, ,1990年當選)領導的塞爾維亞聖統制,譴責了塞爾維亞入侵軍隊的暴行和塞爾維亞人在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的不法行為。宗主教在一九九二年五旬節那天這樣説道:塞爾維亞教會「從未教他的人民搶奪別人的財產和謀財害命,而是教給他們保衛自己的聖殿。」
在其他四個曾受共產主義統治的正教會中,教會與國家的關係同俄羅斯非常相似。自從共產主義者在一九四四年掌權後,保加利亞教會緊密跟隨莫斯科宗主教區的政策。根據八十年代早期的證據判斷,保加利亞進教堂的人數比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少很多。修道院的數量減少很多,儘管尚有一些女修道院擁有年輕修女。伴隨着自由的重新確立,一個六人的保加利亞主教小組有勇氣在一九九0年七月發表一份公開的懺悔聲明,尋求寬恕他們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妥協行動及種種不作為,但是保加利亞教會的領袖馬克西姆(Maksim,1971年當選)宗主教不在六人小組中。隨着共產主義的終結,讓我們期望保加利亞正教現在出現復興力量.
另一個在近期以前緊密依靠莫斯科的教會是格魯吉亞教會。它在四世紀早期通過一位女性傳教見證人即「等同於使徒」的聖尼娜(St Nina the equal of the Apostles)建立起來,曾一度受安提阿宗主教區管轄,但到八世紀時獲得了部份的自治,一0五三年左右獲得完全的獨立。一八一一年,它被併入俄羅斯教會,一九一七年重新宣佈獨立。莫斯科一九四三年正式承認它獨立,君士坦丁堡一九九0年承認它獨立。格魯吉亞在一九一七年有二千四百五十五個教會運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活躍的教會不到一百個,但是隨着開放性的到,出現了溫和的復興。一九九二年,除了大公宗主教伊利亞二世(Catholicos-Patriach- Ilia1977年當選)以外,還有十四名教區主教。
一九二四年普世宗主教區赋予波蘭正教會獨立。它的成員人數在戰時期達到四百萬左右,但是隨着一九三九年的疆界變化,大多數成員發現自己在蘇聯境內。三十年代,畢蘇斯基(Pilsudski)的拉丁天主教政府對它的傷害極大,許多教會被關閉。一九四八年共產主義者掌權後,波蘭正教會的領袖狄奧尼修斯都主教被廢黜,被拘禁在家中,波蘭正教徒被迫請求莫斯科宗主教區賦予他們新的獨立,在莫斯科宗主教區的控制下,他們在八十年代以前保有很大程度的獨立。波蘭教會目前擁有大約二百五十個教區,三百二十五名神父。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正教的教會生活正在擴展,出現了活躍的青年運動.
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的正教會在一九四六年以後同莫斯科宗主教區有着密切的聯繫。莫斯科一九五一年承認其獨立,但君士坦丁堡尚未承認。内戰時期的捷克正教領袖是戈拉茲(Gorazd)主教,他最初是羅馬天主教神父,一九二一年被封為正教神父,一九四二年被德國人殺害,一九八七年被封為聖徒。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正教徒數量有很大的增長,斯洛伐克在那時大約有二十萬名希臘天主教徒,他們被迫同正教再次聯合。但是希臘天主教會在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期間重新建立,二十萬人中的大部分退出了正教。在共產主義失敗後,政府將大部分曾被正教使用的教會建築歸還給天主教徒。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正教現在正在為建立新的崇拜場所而斗爭。
對於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正教基督徒來説,共產主義是敵人。但是要明智地記得我們的敵人不僅在我們之外,還在我們之中。如同索爾仁尼琴在監獄營中發現的,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將惡推給別人,我們必須探查我們自己的心靈:
我逐漸發現,善與惡的分界線不是國家,不是階級,也不是政黨,而是每個人的心靈,所有人的心靈。這條分界線在變動。它在我們中間隨着時間遊移不定。即使在惡貫滿盈的心靈中,仍然存在善的小橋頭堡。即使在最優秀的心靈中,也依然存在無法根除的惡的小角落。14
14.《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London,1975),卷二,第四部,页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