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篇是Kassiani姐妹的个人生命分享，笔者觉得写得很好，故分享给大家。在这艰难的时刻，愿上帝怜悯，祝福。
正文：
同学和我谈起，触动她心灵对于信仰理解的两件事：一是她少时便认识、对她给予关爱的一位神父的经历；一是她怀孕时，我带她去看一个孤儿院的震撼。
那位神父在出狱后的晚年，和弟弟一大家子人蜗居于上海的一间小屋。但因着他的美德，一家人和和气气度日，并且都信仰了上帝。
同学怀孕时来北京游玩，不知为何，我提议带她去“生命树”——一个照顾脑瘫儿童的孤儿院。同学说，看到那些残障的孩子，她心里是有恐惧的，也不敢抱他们。她问我，院长（一位新教信友）为何要收养这些看似毫无“用处”的孩子。据她说，我当时并未回答她，而是第二天说，是为了我们这些人，可以知道如何是爱。我现在来看，我们是心灵残障之人，照顾这些身体、智力残障的孩子，是我们不配有的机会。正如一首诗歌里所说，把这些孩子生于何处、寄养于何处，是上帝精心考虑的，这对我们而言，是珍贵的礼物。教导我们如何看待人的珍贵，如何去爱身为同类的他人——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其他。
半年前，我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离世了，他在最后的半年，逐渐走近信仰，走向上帝。若说这是个奇迹，并不为过。因为以他的背景和经历，都应该是最不可能有信仰的那一类。他说，在二十年前，我刚刚信仰上帝的时候，跪下为他祈祷，是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来自上帝的爱和召唤。而多年以后，致命的恶疾，使他在功败垂成之时，既充满了无奈，又开始回应在他自身以外的那位大能的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呼唤。
我刚进入新教的时候，很兴奋地和一位同事分享信仰。她是位率真而又热爱物质生活的北京姑娘。她很快就接受了信仰，但又很快厌倦了信仰生活，离开了教会。多年以后，她嫁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传道人。我打听之后，才知道她后来又回到了教会，兢兢业业地当了主日学老师。她婚礼那天，我却想起，我们一群人疲惫地加班，连电脑都崩溃了。她焦急地望着我，问“你的上帝能修好它吗？”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说“能”。我低头祈祷，三五分钟后，电脑恢复了工作。我们激动相拥。或许那个时刻，是我和她所有的日子中，最接近上帝的时刻，胜过许多我和她高言大志地谈论信仰的时刻。
我的第一本圣经，是在我不知道何为信仰上帝时，一位也没有信仰的朋友，想尽办法买到了一本，又在他暑假时，千里迢迢带回重庆来送我的。他也是我在阴郁不安的少年时代，对我鼓励和帮助的人。从他那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陌生异性的友善，友谊，纯真。虽然我们早已失去了音讯，他却始终使我趋近友谊的光亮。
多年以前，我经历了坐黑车被绑匪劫持、后来又安然脱险的事件。因为这件事，我真实地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但我不知道更多更深的意义。上周神父讲到一本灵修书籍时，有人发问“正教里可以正当防卫吗？如果我们生命受到威胁，也要爱仇敌/邻舍吗？”神父回答，严格来说，我们可以把保护我们的责任交给上帝。我心里一震。后来翻看萨罗夫的圣塞拉芬传记，看到圣人在强盗袭击他时，反而放下了手中的斧头，任歹徒伤害他。心里再次震动，似乎当年的那个“劫持事件”，有了最好的注脚。原来，我之所以走进正教，不是没有因由的。在我心目中，信仰的实践，理当如此。但惟有在正教中，它是如此被教导、被实践、被理解。而我当时在那个群体分享时，要么被质问“为何不报警？”要么被说成“英雄”，但我知道，那都不对。不是它本来该有的结论和解读。
有时候，一粒种子，早早地种在了我们的生命中，可是多年以后，它才破土、发芽、开花、结果。浇灌它的，是时间，更是上帝的恩典。